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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
板谈工钱。“那个时候我想进厂,就为了睡个好觉,”永霞说。她的脸宽宽的,小眼睛,爱笑。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说话。大丽要苗条些,更好看,五官精致,牙齿不齐。

    两个女孩子很快就了解了工厂生活的等级,她们身处最底层。先来的工人瞧不起新来的,也不跟她们说话。这是一个较小的分厂,工资低,但是在公司的总厂打工需要有技术,还必须有像样的身份证。两个女孩进厂时用的文件是找别人借的,因为她们还没有申领自己的身份证。一天在流水线上八小时班,周末休息,但这并不是好事,因为加班才意味着更多的工资。做鞋的厂子工资更多,但大家都知道鞋厂的工时极长,两个女孩经常辩论,为了多赚点钱是否值得累到筋疲力尽。永霞和大丽进厂没多久,就开始谈到辞职。

    两个姑娘离家前有一个约定:如果到东莞的第一份工泡汤了,她们就直接回家。但是当第一份工真的化为泡影时,她们留了下来。她们已经来到了城市,和从前不同了。

    遇到永霞和大丽的时候,是我刚来东莞的第二天。那是一个2月的上午,天空暗白,空气里满是热气和摩托车的尾气。在珠三角,下个月就将开始入夏。我带着两个女孩去了一家面馆,给她们点了可乐。她们小心翼翼地从吸管里啜着可乐,告诉我她们离家的故事。

    我对她们解释说,我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永霞翻来覆去看我的名片,琢磨着上面陌生的北京地址。“我们能给你写信吗?”她突然说。“我们很想妈妈。我们很寂寞。”透过面馆的窗户,一个姑娘发觉外面有情况。两人起身散开,好像一对受惊的鸟。“不好意思,我们得走了。”

    我追上她们的时候,她们已经快到下一个街区,俩人站在人行道上,中间有个姑娘——她们的意外收获——就是去年来东莞打工,一个月挣八百的那个老乡。她可是有门路的,这次永霞和大丽不会放过她了。

    我问永霞要她宿舍的电话,但她刚来,还不知道号码。她答应给我写信。我们说好两星期后,就在那天上午我们碰头的那个广场上再见。然后她们就消失了。她们才十六岁,在中国最杂乱的新兴城市里四处游荡,没有大人陪着,自力更生。她们是各种坏人的猎物,缺乏生活经验和信息,就这样做着人生的各种决定。她们很想妈妈。但她们也第一次享受着这样的自由自在。

    两个星期后,我从北京坐飞机南下东莞,按约好的在广场上等她们。我们说好的,上午十点碰面,但她们可能有各种原因来不了。也许她们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要加班,没空出来。也许她们觉得不能信任我。也许她们只是忘了,或是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也可能她们已经加入了失踪人员的行列。她们为什么要来呢?我唯一的希望是永霞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很寂寞。”

    我一直等快到中午。这时候我知道,她们不会来了,但我也知道,一旦我离开广场,她们对我来说就永远消失了。她们十六岁,从河南来,关于她们,我所知的仅此而已,包括名字。她们穿花边上衣,紧身牛仔裤,扎着马尾,看上去就像几百万从别的什么地方来东莞打工的年轻女孩一样。那天我再也没心情去认识谁。好几个小时,我在炽热的阳光下漫无目的地瞎逛,盯着来往的人群,跟自己说不要过去,因为没有一丁点理由过去说话。如果是一群人,那就很难和她们说上话;如果她们在吃吃喝喝,那就说明她们过得太好,不是我要找的人。看到这么多我永远都不会认识的打工者真令人丧气。仿佛她们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完全没有意义。

    之后的几个月,我每次来到东莞,都会仔细地看街上打工女孩的脸,希望能再找到永霞和大丽。许多女孩子也会看我,眼神有几分提防,几分狐疑,又或是好奇。东莞有几百万年轻女子,每个人都有值得诉说的故事。我应该从观察她们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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