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得像是用压榨机压出来似的。他出生在麦墨尔，或者是丹泽格，或者是某个已被纳粹突击队很快就抹掉了的码头，他有许多名字和护照，在作为一个难民去美国的漫长旅途中，他半途停了下来，最终留居在塔希提，做开了生意。他自称曾一度是个考古学家，在那些比较得意的时日里陪伴过几个德国探险队，仿效过特洛伊的发掘者、急躁古怪的亨里奇-苏里门，扮演苏里门这个角色。伊斯特岱则过于软弱和邋遢，太急于求成而很难称心如意，太不成功了，至少她曾这样认为。亚历山大-伊斯特岱，对，她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他了：滑稽地高戴着一顶亚麻帽，打着蝴蝶领结（在南海），皱巴巴的灰色热带服装被一个大肚子绷得紧紧的。进一步清晰了：夹鼻眼镜高架在一个长鼻子上，胡须寸把长，口水顺着未点着的烟斗滴下，歪斜的口袋里塞满了小玩意、纸条、名片。

    现在全记起来了。她在他那堆满波利尼西亚手工制品的商店里扒拉了一下午，价格都还合理，最后买走了一副巴厘竹板、一根雕刻的马克萨战棍、一条萨摩亚产塔巴布裙、一块埃利斯岛席垫和一只古汤加木碗。这只宴会用木碗至今仍使她楼下起居室的食品柜熠熠生辉。她追忆着：在离开之前，她和艾德莱——因为她曾要求艾德莱同伊斯特岱结识一下——在格兰德宾馆的屋顶餐厅里招待了她。客人证明自己是一本百科全书——他的珍闻甚至使他们在美拉尼西亚半年中所留下的比较细微的疑问都找到了注脚——那已经是8年将近9年前的事了，马克当时正读大学最后一年（在那儿偏偏同艾尔弗雷德-克罗伯的影响背道而驰，她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她和艾德莱崇拜克罗伯）。

    梳理着逝去的岁月，莫德回想起她同伊斯特岱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塔希提见面后的一、两年。当时，他们关于斐济鲍族人的研究已经出版，艾德莱提醒她给伊斯特岱寄一本亲笔签名的书去。她欣然从之。数月后，收到了伊斯特岱的一封短信。信中称礼物已经收到，礼节性的赞誉混杂着对尊敬的朋友还记挂着他的真诚喜悦——他用了“尊敬”这个词，这使她更不怀疑他曾在格丁根大学念过书。

    这就是目前为止，莫德最后一次得到“伊斯特岱”的消息——6、7年前的那个回谢条。她琢磨着伊斯特岱的回信地址。天各一方，这副暗淡的、早已忘怀的面孔现在会求她干什么呢？钱？推荐？资料？她掂量着掌上的信封。不，仅仅有所求这封信就过于重了，更像是有所予。可以肯定，此人信中有要事相告。

    她从桌上拿起阿桑蒂短剑——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她的非洲之行，在前加纳的时日的一件纪念品——只一下子，就把信封打开了。

    她展开薄薄的航空信纸。信是在一架古老的有缺陷的机器上整齐地打出来的，因为许多字都带着洞——凡有t或o的地方，大都打成了洞——但仍然很整齐，仔细地单空行。她点了点这封用普通草纸打成的信，共22页。读起来可需要时问。还有别的信，某些讲义在后半晌上课前也要再翻一遍。可是，她又感觉到了来自第二自我的那种十分熟悉的、好奇心的催促。非知识的和非客观的莫德-海登第二就隐居在她自身之中，并始终作为她的非科学的、直觉的和女性的自我而存在。现在，第二自我又来纵容和提醒她。神秘和激情以往可是经常来自远方。她的第二自我很少要求倾听她的声音，但一旦要求，就不能忽视。她最好的时刻往往是服从了第二自我才得到的。

    她屈服了，把良知和时间的压力置之度外。她重重地坐了回去，不顾转椅上的金属硌人，把信高高捧起，凑近双眼，慢慢地读了起来。她希望这封信是今天的小开心事中最妙的一件。

    塔希提，帕皮提

    泰美阿密旅馆

    亚历山大-伊斯特迪教授敬致

    美利坚合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