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还会第二门语言，我在几近晕厥的疼痛中，只会用家乡土话，合肥方言大喊：“麻醉啊！”据说，判断一个人的母语，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他打昏，在他昏迷中说的语言就是他的第一语言。

    我于是知道，无论我的普通话学得多么标准，无论我的英语说得多么接近英国伦敦腔，我的母语还是合肥话。虽然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淡忘。

    医生，带着亲切的微笑出现在我的床头。我对医生的情感，在那一刻升华到顶点。在我眼中，那个拥有阳光微笑的大男孩，也许年纪还没我大，也许才刚刚毕业，做实习医生而已，在站在我床头的那一刻，就如圣母玛利亚一般，头顶光环，怀揣解救我的十字架。

    医生说，那就脊柱麻醉吧！

    丈夫害怕地别过脸去。后来，丈夫跟我说，那个戳进脊椎的大针头，长到让他不敢相信是给人用的，就那么直直戳进我的背后，而我居然全然不感觉到痛。对我而言，这世界，再不会有任何疼痛超过孩子用头拱我的肚皮。那种痛，就好象是某人生生扯住我的胳膊咬下一块肉来。而可怕的是，每两分钟就咬一块。生完孩子，我就等于被凌迟过了。

    脊椎麻醉过后的一分钟之内，我就沉沉睡去。

    睡梦中，我很愉快地向敌人投降了，虽然知道马上就被拖出去枪毙。我想，我一定不是革命的义士，在危难时刻，我已经自我考验过了，没及格。在测试过自己的耐受力以后，我决定做一只缩头乌龟。

    我把由茧变蛾的痛苦交给我的儿子独自承担。原本是我们一起经历的，但我作为一个成人，却首先放弃了，儿子将用他嫩嫩的头皮自己钻墙打洞。我在毫无痛楚的平静中流泪，空洞地替儿子喊加油的口号。

    幸好儿子也不傻，他是天生享受型的。既然妈妈不努力，他也放弃了。

    我们在静止中僵持了14个钟头以后，医生把我推进手术室，“剖腹产”。

    麻醉师告诉我，麻醉的后果可能引起寒冷和颤抖。

    在手术中，我知道，麻醉不会引起颤抖，颤抖来自于两名医生戴着口罩，你看不见他们的面容，却清晰听见他们的谈笑风生。你可以清晰听见刀剪划破肚皮的声音：“吱拉……”然后听另一个医生说：“割大点，割深点，再割大点……”然后就是他们在说昨天的电影和下周去打高尔夫，那厢，吸血器滋滋地将你肚皮上的血吸干净。每一分钟都很漫长，漫长到你的牙齿总忍不住去咬你的舌尖，这部分因为没被麻醉，而很疼痛。

    “推！”医生猛一用力，儿子的哭声清晰而响亮，甚至无需护士倒提脚根拍一把屁股。

    眼泪开始哗哗流下来，那一刻觉得，即使此刻死去，也不担心什么了。

    护士抱着一个小肉蛋蛋来到我的眼前：“儿子，看看小鸡鸡。他的左手上有一块青色胎记。”

    儿子闭着眼睛，皮肤雪白，浑身都是胎脂，我吻了吻他的小脸蛋，带着母体的香。他是我孕育出来的，是我身上的一块肉。

    我比较胖，手术历经1小时45分钟还没缝合完。手术的结尾阶段，我疑惑地问麻醉师：“为什么我感觉到肚子上痛？而且感觉到针在戳我的肚皮？”麻醉师抬眼一看钟，说，哦！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麻醉期了。通常手术只一个小时就够了。我给你加点麻醉好了。

    忍住痛窃笑，赚到了！同样的手术，人家只做一个小时，我要两个小时，也不多收我钞票。带着占了大便宜的高兴被推出了手术房。

    为帮助子宫的淤血排出，医生很残酷地在我伤口上绑了块小石头压重。（当然大家都一样）

    手术结束后一小时，疼痛回来了。而护士给我的止疼药居然是班纳杜！那个连牙疼都止不了的假冒伪劣产品！过后的三个整夜，我都无法合眼。丈夫说我白天有他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