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我再不跟同事们玩牌打麻将了，尽管罗科长说：“不来更好，省得老是你小子一个人赢钱。”可他还是隔三差五地打电话叫我，但我说到做到，坚决不去。

    我继续做着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写文字材料。一写起来，我忽然觉得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我心里很踏实。每天看到李主任忙进忙出，我虽然想帮忙，可他没有叫我，我也不好插手。但我也会主动做些其他的事，比如整理报纸文件之类，在电脑上将自己所写的材料分门别类，又找来一些相关专业杂志，认真研究里面的文章，从中汲取营养，拓宽写作思路。我的生活多少充实了一些。

    赵曼丽依然故我。我之所以要经常说到她，是因为她每天都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而我对她也开始有了些想法，那就是她始终和刘局长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以至于她跟严志军的关系也同样的密切，比我真是幸运多了。我虽然有些妒忌，但我并不恨她，因为她天生丽质，那是很少人具备的先天条件。她不但在我面前表现得冷漠，在李主任面前同样如此，但李主任很圆滑，从来没有得罪过她。

    小孙比以前更消极。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领导们没有这样说过。我写材料都是用电脑，并兼着打印之职，有时李主任交来的一些文印方面的东西，我也主动抢过来做，相当于给小孙分担了一半的工作。她的日子就过得越来越清闲了，但看得出，她喜欢这样。

    李主任自然更忙了。他不让我分担他的一些具体事务（也许是领导们对我不放心，吩咐过他不要叫我分担），就自己全都包揽下来了。我见他50多岁的人每天跑来跑去，本来是很有些体谅他的，但谁叫他不肯发挥我这个年富力强的副主任的作用呢？我干脆也乐得不做声，事实上我说什么也没用。

    我们办公室四个人四种心态，虽然嘴上也客客气气的，偶尔也打打招呼，说几句无关痛痒的玩笑话。但我知道这都是很勉强的，正所谓“人心隔肚皮”，没有人会说出半句心里话来。办公室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沉闷的气氛中。

    这样平淡如水的生活，一直过到了年底，也就是在我跟严志军吵架之后的半年之后。半年之后，这种气氛终于有了转机，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成语：拨云见日。

    这天，突然来了三个人，进了刘局长办公室。一进门，他们就把门给关上了。过了十多分钟，刘局长跟着他们一道出来。这就是事发当时的情况。那天李主任出去办事去了，办公室里只有我和赵曼丽、小孙三人。赵曼丽见刘局长办公室去了客人，起身想过去倒茶水，见门被关上，也就没进去，只嘴里嘟哝了一声：“反锁着门干什么？”

    我虽然什么事也做不了，但我的耳朵还是保持着清醒的，也会密切注意周围的动静，那三个人去刘局长办公室时，我注意到了，而且赵曼丽的起身、嘟哝以及回到办公室，我也注意到了。我当时便在心里笑赵曼丽：“你也有吃闭门羹的时候？”小孙事不关己，两只耳朵里都塞着MP4，她什么也没看见。

    刘局长跟着那三个人走的时候，手里只拎着一只小公文包。赵曼丽再次起身，以为刘局长会叫她跟着一块去，充满渴望地望着刘局长。刘局长只扫了她一眼，就把目光垂到了地上，跟着那三人走了。赵曼丽再次感到失望，回到办公室时，把自己的包重重地往桌上一放。我本想好心地安慰她一句，但见她生气的样子，我还是忍住了，我知道我的好心安慰一定会遭到她的抢白。

    不一会儿，李主任进来，问赵曼丽：“赵主任，刘局长那几个客人是哪个单位的？”

    赵曼丽没好气地说：“市纪委的。”

    李主任又问一句：“他没叫我们办公室的人去吗？”

    “没有。”

    她回答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墙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