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会因有这样的带头人而集体陷落，这比贫穷更悲惨。

    提起贫穷，张伟基想起了南岭村的苦难1日事。那是他一生最为沉重而尴尬的时刻，村上几十口人一下子不见了，回到家里，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见踪影。身为村副书记的他遭受双重打击。他亲自开着拖拉机追到深圳河边，苦苦恳求大家留下来，这里边也包括自己的妻子林玉娣。他以丈夫的名义发誓，追回了自己的爱人，以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名义发誓，追回了大家。当50多个南岭人跟在他身后回到村子时，张伟基的泪水洒湿了前胸。从那一刻起心里就有了一个永远的承诺，他要对得起身后的妻子，对得起这留下的50多个人，对得起南岭村几百口人！

    他没有辜负南岭人的信任。

    南岭村成了富甲一方的粤东名村。

    也许有太多的切肤之痛，张伟基对南岭如何保持久远的幸福思考得比别人都多。

    经过深思熟虑，张伟基做了两件事，这两件事经过日后的证明成为南岭人的美谈。

    第一件事，成立了铺路队、林果队和清洁队。第二件事，办了一个展览馆。

    铺路队大约有40人的编制，这在不到1000人的南岭村是个很不小的数目。铺路队的成员是流动的，不确定的，就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这一点很像部队的教导队或训练大队。铺路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修路，将原来连接外界的路径不管大路小路全部硬化，并且修成具有现代化美感颇有南岭风格的马路，这是个既劳心智又苦体肤的差事，也是外人看来最卑微最低下的活儿，在深圳抑或周边发达地区的农民，通常这样的活儿都是由外地打工仔和打工妹干的，当地人绝不染指这种活计。然而，在张伟基设计的新灵魂工程中，这些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的臭苦力却成了一种新的精神训练的元素，并且赋予了它全新的内容。在铺路队干活儿犹如进修，不是南岭人就没有资格入门，这是一个待遇，也是一种皈依。劳动对于农民来说就像宗教，一个庄稼汉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生中得有多少万次叩问和礼拜，才能实现富足的理想。农民不仅从劳作中获取谷物和丰饶，其实也获取精神过程的愉快和满足。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成功。在一个哲人的心目中，一个成功的皇帝和一个成功的农民在精神层面的愉快过程是同样的，在质量上也几无差别。因此，张伟基认为，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永不忘本，永远保持对劳动的热情和亲密感情是防止农民丧志堕落的良方。

    就这样，南岭村的铺路队是承载着防腐拒变的重任，训练着一期期的南岭人。炎炎夏日，他们顶烈日战蚊虫，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数九寒天，他们冒着霜剑风刀，劈山斩崖修路造桥，硬是修起了50多万平方米的求水山公园，30多公里的环山水泥公路。在此期间，南岭人没有一次打退堂鼓的。

    陈兰香也没有退缩。当她明了个中深义之后，作为南岭人的光荣和使命感很快开发出来，继而转化为持久的能量充塞在她的铺路过程中，最后，光荣毕业，像一股清澈透明的泉水汇人南岭浩淼无际的洪流中……

    采访中，铺路队长张仕传说：我今年60多岁了，周围村子像我这样大岁数的人正是享清福的时候，要不就到企业里管管人，工资也不少挣，可是，作为一个老村民，我们有责任对年轻的后生进行传帮带。我这里把他们往好的方向引，我觉得这意义很大。党支部要求南岭人穷时有志气，富时没富毛病，我这个铺路队就是专挑毛病的队，我的责任就是把娇骄二字、懒惰、贪图享受、不思进取等等毛病都挑出来，当垃圾轧到路基里去……

    林玉娣是清洁队队长。委以她重任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丈夫张伟基。说清洁队是书面语，是官称。要是按老百姓的话就是扫大街的，或者是扫垃圾的。就是这个谁都不干的活儿，在张伟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