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李保英把雷锋车一直推到了退休，从人生的春天一直推到了人生的秋日。

    她叫朱秀兰，曾是雷锋车组的第二代组长。她拉雷锋车到了第15个年头的时候，医院诊断她得了癌症。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朱秀兰仍然惦记着雷锋车，因为她是雷锋车组长，雷锋车已经20岁了传到她手里的东西她不能把它丢失了，这是她对第一代雷锋车手立下的誓言，也是她们共同的感情信物。她常年生活在需要救助的人群中间，她已经习惯了推着雷锋车行走，已经习惯了车站嘈杂的声音，还有那温热和浑浊的候车室气息。她好几次从病房里偷跑出来，为的就是再感受感受雷锋车的感觉。就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候，她拉着女儿肖彦的手，让女儿答应她接过雷锋车，继承她一个雷锋车手的光荣和使命。肖彦果然来到了新浦汽车站，接过了妈妈手里的雷锋车，一直推到现在。回忆妈妈朱秀兰，肖彦这样对笔者说：

    世上只有妈妈好，我有一个好妈妈。妈妈善良、和蔼、热情、宽容的母爱，深深扎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在记忆模糊的岁月里，妈妈常领一些奶奶、婶婶回家，在我上中、小学的时候，妈妈还是经常领许多奶奶、婶婶回家，就像服侍亲人一样。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妈妈下班回来，扶进一位老奶奶她面色灰黄，好像病得很重；我和爸爸知道，家里又来了新奶奶。妈妈对我和爸爸说：这位大娘从山东过来，受了风寒，病倒在候车室里，我就接她回来了。爸爸听后，赶紧去医院给老人开药，服侍老人吃药后，又腾出我的小床给老人睡下。当时，我们家的住房只有十七平方米。当晚，爸爸又只好去单位休息了。第二天早上，老人烧退了，妈妈买来许多好吃的，把老人送上回家的客车。临别时，老人泪流满面地说：好闺女，你的恩情，俺咋报答呀。妈妈很动情地说：大娘，你就当我是你的女儿吧。从此，我们家又多了一位亲戚。

    妈妈总是这样，时时为他人着想，从不顾及自己。

    1983年初，一张癌症诊断书打破了我们家匆忙而幸福的生活，犹如晴天霹雳。但妈妈很平静，很坦然，对我们说：没什么，动过手术就好了。为了不给组织上添麻烦，她决定不去外地治疗，就在本市医院做手术。三个月后，伤口还没有彻底痊愈，她就回到车站叉拉起了雷锋车，往返于大街小巷，直到病情恶化。组织上强行让她休息，她流着泪找到当时的宋燕南书记说：宋书记，我知道，我时间不多了，我不能没有工作，不能没有这些亲人。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们做好一桌菜，等妈妈回来，等呀，等呀，都快一点了，也不见妈妈的踪影。爸爸不放心，忙领着我们姐妹去车站找她，到了候车室发现妈妈正坐在长椅上，拉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女孩在说话。见我们来，急着对爸爸说，这孩子得了肝炎病，想不开，从家里跑出来寻短见。爸爸听后，转身跑向医院，一会儿，拿来许多药，妈妈又将组织上刚发给她的20元营养费给了那个女孩，说：不碍事的，小毛病，抓紧时间治，能治好的，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你叔叔在医院工作，方便着呢。那姑娘哭了，只是不住地点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妈妈她就是这样把生命的最后时间都献给了工作和需要她帮助的人们。

    1984年1月，癌症夺去了妈妈仅仅37岁的生命，那时，我还不到16岁。妈妈走了，撇下我和年幼的妹妹、多病的父亲，撇下了她心爱的工作，带着一点欣慰，带着许多遗憾，匆匆地走了，永远地走了。这就是我的妈妈。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像妈妈那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妈妈去世不久，组织安排我到汽车站工作，上班第一天，领导把我领到雷锋车旁边，说：这是你妈妈生前拉过的雷锋车，你要像妈妈一样，按照你妈妈临终的嘱托，好好地工作，拉好雷锋车，要时时刻刻把旅客当亲人。当时我哭了，在场的叔叔、阿姨都哭了。从此，我就像妈妈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