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24日，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抵达深圳。2月1日，已经回到广州的邓小平，在广东省和深圳领导的再三暗示和恳请下，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他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

    此后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民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有限的土地上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农民背起行囊，离开家园走天涯、闯天下。于是，农村一度出现了“送出一人，全家脱贫”的诱人景象，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走出家乡，进入城市，最终涌动成潮。

    在80年代中后期，“民工潮”最为集中的地区当属广东。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赚钱、赚钱、再赚钱！”去广东的人都这么想。在这种效应的引导下，上百万民工涌入珠江三角洲寻找发财之路。

    在那些民工中，有一对来自重庆永川的夫妻，男的叫康厚健，是康厚明的弟弟，他媳妇叫杨作蓉。康厚健也像哥哥一样，16岁就出来打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重庆，做了3年多的建筑工，后来到了新疆克拉玛依。同样是到西部边疆打工，康厚明在西藏的经历是打工过程中最愉快的，而康厚健在新疆工作时，每天都会把手磨破，经历了他打工生涯中最辛苦的过程。

    那时康厚健刚刚20岁，他的目标也跟哥哥一样，出去多挣点钱，回来娶老婆。在新疆，康厚健是一名货运工，一包货物多的110斤，少的90多斤。康厚健要把货放到秤上，每天干200吨，每一包都要过两次秤。第一天干活的时候，康厚健的手被磨得生疼，第二天早上发现手都肿起来了，一触摸到袋子手就出血。当时，和康厚健一同来干活的三姐夫梁益海心疼得掉了眼泪，他说，“不干了，太辛苦了。”

    在新疆干了6个月后，康厚健挣了6000多元钱，回到家乡娶了媳妇后，也像哥哥一样分了两间小房。第二年，杨作蓉生了小孩。等孩子稍大些，他们便交给孩子奶奶看管，两口子决定到广州打工。他们由重庆坐船到武汉，换乘火车到了广州，找了个出租房后，便马上开始找工作。他们希望能进入一家效益好的正规公司，然而，找了很久也没如愿，看来一切并不像预想中的那么顺利。

    80年代的广州有很多民营公司，但这些公司毕竟属于新生事物，它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在体制外壮大的，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特征也决定了这些企业随时会出现各种混乱的局面，从而也引发了日后关于“农民工”的种种社会问题。

    康厚健和杨作蓉来到广州是80年代末期。那时，民营公司仍不正规，被国营公司、外资公司所冲击，生存困难。康厚健人生地不熟，很难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于是，每天只好干一些建筑方面的零活，工资都很低。这期间，两个人先后在广州皮革有限公司、广州沙湾镇玩具厂，以及肥料厂、轧钢厂干过，但真正稳定下来是在广州的一家手袋厂。这是一家小厂，刚成立不久，厂里的员工只有9个人，主要是设计、生产、销售各类箱包手袋。两个人什么都不懂，起初只是打杂工、机修工，后来随着员工陆续离开，康厚健成了里面最老的员工，当上了包装组的组长。进入90年代后，手袋厂效益越来越好，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设立了独立的真皮系列车间、布配皮系列车间、综合品类车间流水线，以开发、生产各类中高档公文袋、时装手袋、银包、化妆袋为主，并配套开发生产各类运动袋、手提箱、各类证件袋、工具袋等。

    这时，康厚健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