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市场的大客户，联想志在必得，于是把“386/33”的性能提升为“386/40”，把“25000元”的单价降到“20500元”。柳传志自信地认为这是很有竞争力的价格，“我们主动降低利润，拿卖两台的利润去换取过去卖一台的利润，以求总的利润不要下降。”没想到，柳传志的同事走进订货会大厅时，立即发现情况不妙，他们被来自外国和台湾地区的电脑包围了。IBM、ASt、康柏、宏碁、神通。最要命的是，那个价格“根本拿不出手”。

    那些外商的报价比联想低了2000元。

    原来，那时宏碁已经在香港建起直属分公司，又在大陆寻求代理商。中关村上也多了不少台湾、香港公司的办事处。

    这是一场必须取胜的战争。如果说当时的联想是一艘行驶在大海上的船舰，那么，已经牢牢掌握着控制权的柳传志，现在显然想要拨正航向。经过了若干次的会议讨论，大家得出来的结论是——销售为王。销售前沿成为了主战场。

    如何才能在销售上取胜对手呢？结论是“必须降价”。当时台湾的电脑制造商已经在使用价格策略，而且迅速登上大陆那些具有支付能力的机构案头。要夺取市场份额，就必须让公众感到联想是最慷慨的供应商，所以李勤说：“把利润率降到最低点，卖出三倍数量的机器。”

    以联想曾经的老搭档ASt为例，联想微机的价格紧紧盯住ASt，总要“便宜一些又不能便宜太多”——大约便宜10%。

    随后的几天会议上，还制定了“奖惩的规矩”：卖出一台机器就拿一台的佣金，不论是谁都一样，还要把那些“特殊贡献者”送到国外培训，公司掏钱让他们旅游。至于经理们，完成“及格指标”，按员工平均收入的2倍拿奖金；完成“良好指标”拿4倍；完成“优秀指标”拿5倍。若是完不成指标，就要拿风险抵押金来赔——福利基金加上奖励基金，再乘以2。

    那一年，联想新产品层出不穷：联想汉字激光卡、联想电脑刻绘系统、联想汉字喷墨打印系统、智能多用卡、微机安全汉字综合管理系统……

    各方面的信息都表明，联想微机的质量已经得到用户认可，公司的市场抽查证明产品的合格率是100%。

    可直到1993年，联想还是没能跳出这场战争。ASt一年至少卖了8万台机器，联想微机的销量却没怎么上去。

    《科技之光报》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题为《中关村面临生死战》的报道，称根据他的调查，当时“电子一条街”上出售的电脑，“98%是美国康柏、IBM、ASt、惠普等厂家的产品，国内生产的电脑还占不到1%”。此外，国外产品还占了50%的显示器、80%的复印机、90%的软件、90%的软磁盘、100%的打印机、100%的传真机、100%的硬盘、100%的主机板市场。

    那个时候的计算机市场正在面临着转折点。1992年冬至1993年春的那段销售淡季，意味着中国的计算机产业正在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柳传志这时开始琢磨联想上市的事。中国大陆的股票交易市场自1991年在上海深圳两地开创以来，在艰难中挣扎了12个月，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一飞冲天。1993年，四通公司股票在香港上市招股，当日募集港币1.89亿元。柳传志坐不住了。

    他开始督促公司把计划中的“上市过程”加快节奏，并找来了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出面帮忙。周给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写了封信，请他对香港联想在港招股一事给予指导和支持，并邀请他到北京联想参观指导。

    1994年西方情人节那天，联想与香港股市完美结合。根据当日香港股市的记录，公司售出1.68亿股，每股1.33元，市盈率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