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大量资金投放在香港的股票和房地产生意上。

    撒切尔夫人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等交手的失败，使英资财团颇感意外。但是泼水难收，大量资金被绑，在短时间内很难收回，他们只能很被动地昕天由命。他们既不想触怒中国政府，若是中国政府冲天一怒，他们就会泪水顿作倾盆雨，损失无计。但他们也把希望寄托在英国政府身上，若是谈判得胜，香港续约成功，他们仍是香港最耀眼的明珠。

    他们最恨港英政府中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官员，他们两手空空，一身无忌，即使刺疼中国，最坏打算也是一走了之，但却撇下英资财团的大贾们饮辱负愁。因此，他们经常游说港督尤德，千万不要不讲策略，无端得罪中国，对待撒切尔夫人，他们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她的强硬或许能争来香港的管治权，这样他们便受益无穷；恨的是她的一味强硬很有可能触怒中国政府采取极端措施，那他们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香港的英资财团也想后退一步海阔天空，干脆回国避之。哪想国内的财团又把他们视为外人，并不接纳他们，而且怕他们抢了自己的生意，冷言冷语明枪暗箭使香港客们大伤其心，只得又把目光洒回香港，把头缩回香港，苦苦等待，等待……

    香港的华人财团此刻更是心绪万状。它们能发展到今天确实不易。陈香梅女士的一段话最能代表华人创业的艰苦历程：

    这么些年来，有很多人白手起家，怎么打回来的这个天下？不是靠英国人，是靠中国人自己干的……

    从开步之初，到今天的香港，无论是在航运、金融、商贸，还是建筑、地产、制造业，不论是打工族还是企业家，中国人在其中都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据港英政府统计，1841年，香港岛人口为7450人，英国人仅有230人。150年后的1995年，在香港630万人口中，黄皮肤、黑眼睛的香港同胞依然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中国人，从来就是香港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比如说香港的商贸史就是中国人自己发展起来的。19世纪50年代，随着香港转口港地位的逐渐确立，善于经营的香港商人抓住机会，用帆船和火轮为工具向远在北美、大洋洲和东南亚的中国劳工运送去家乡的土特产品，再带回当地的特产销往内地，并因此沟通中国内地南北方的贸易往来，形成了专营南来北往货物的南北行、文泰行、南洋庄等香港最早的中国商铺，而且是香港早期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南北行初建时相当于现在的摊贩，和英国及其他国家在香港建立的公司是不可以相比的。为了抵御强大的有经济实力的洋商的行业垄断，中国商人在文贤街成立了颇具影响力的同业组织南北行公所。

    到了1881年，香港第8任总督轩尼诗时期，香港每季交纳地税超过千元的18家业主中，有17家都是中国商人，只有一家是洋商。此时，华人商人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已压倒了洋商，他们掌握了香港发行的大部分货币，在商界享有声誉和地位的豪门旺族相继出现，华人经济已经成为香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到19世纪末，香港每年转口货物已达1400多万吨，财政收入达420多万元。随着当代经济车轮的疾驰，香港最终确立了世界中转贸易港的地位，香港的华人财团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就像通常生活在淡水里的鱼一样，虽然它们成了大鱼，但并不熟悉海洋，不懂得如何在海洋里生活。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的潮声渐近，耳中尽收涛鸣之声，他们感到惶恐和心中无底。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他们缺乏了解。他们担心香港被赤化，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它们将永久丧失香港这样的天堂。

    就是抱着这样的复杂心理，1984年5月9日，香港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九人代表团赴英请命。

    他们代表着香港的华人财团，或者说仅仅代表着不了解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