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无权，在国民心中也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力（极个别的几个遗老遗少除外），是无论如何翻不了天的。

    你说这样一个人，对革命究竟还有多大的威胁？

    再说，你不给皇帝发工资，不给他地方住，甚至要消灭他的肉体，革命就成功了？

    法国倒是马上把皇帝砍了，但也没能马上就建成真正的共和，而英国保留了王室，人家现代政治还搞得有模有样。

    在这件事上，我个人一直很赞同那位辫子学究的名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就在当时，在文化界名头很响的胡适也提出过异议，当然，他没有从革命能不能成功上来进行论证，而是从他的留学背景出发，认为此举不符合英美流行的契约原则。

    因为辛亥革命时，对溥仪下台是有约定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那就是，你只要下台，我就给你好处，至少让你有体面和温饱，除了拥有帝号，还不让你渴着饿着冻着。

    缩小了看，这就是一个合同。胡适认为，不管这个合同当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订立的，但既然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示，而且是合法文件，那现在合同双方都应该遵守这一合同，而不能说变就变。更何况，这还是民国政府和前皇帝的合同，堪称天下第一合同。如果这样一份合同都能撒毁，那还有什么合同能使人相信。

    然而天下第一合同就这样当着天下人的面给撒毁了，还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末代皇帝溥仪灰头土脸地离开了京城。这一年，他20岁。

    原先在皇宫里，毕竟与外界接触很少，又丰衣足食，要说愁，也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等到出了宫，他才体会到，一个下了台的皇帝，真比一只过街老鼠好不了多少。

    到天津港，原计划是准备飘洋出海的，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让他以“大清皇帝”的身份登陆，都怕在外交或国际上惹麻烦。

    就这样，暂栖变成了长住。

    国民政府不给生活费，溥仪和他那一班人马又什么都不会（会了也不肯干），只好吃上了老本，也就是变卖从故宫里偷偷带出来的古董。

    不管怎样，皇帝的架子还是不能丢的，这是一个面子问题。

    在溥仪那个小圈子里，“宣统皇帝”开口闭口还是“朕”怎样怎样，而那些皇妃太监、遗老遗少也照旧要对这位小皇帝三拜九叩。甚至连他们住的地方都挂着“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反正我的地盘我做主，就跟小朋友过家家一样。

    这时候溥仪忽然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抓狂的消息。

    孙殿英把东陵给炸了。

    说起来，在民国前后那些大大小小的杂牌喽罗中，孙殿英实在是个不怎么起眼的小角色。他的一举成名，某种程度上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军队规模来盗掘清皇陵有很大的关系。

    在中国，如果说墓葬算一种产业，那么盗墓则是与之相生相随的关联产业，其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多少天都说不完。

    盗墓这项工作，利大，但风险也很大。且不提墓里机关重重，陷在里面，可能一不小心就出不来。就是能侥幸抱着宝贝爬出来，还得面临政府严厉的法律追究。

    远的不说，明朝对此就有明确规定：掘了人家墓地还没来得及打开棺材的，要打一百下屁股，发配充军三年（“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如果棺材被打开，死人已经见光的，那就要判处绞刑，让你自己也陪着去做回死人，体验一下暗无天日的地狱生活（“已开棺椁见尸者，绞”）。

    因此，一直以来，盗墓贼都是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坟，拿的执照都是个体户的。

    开公司的也有。不过很少，而且那都是标准的乱世，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