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困境，转而寄望于“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的国联外交。在这个国际外交的最高级别舞台上，中日外交家开始斗智斗勇。

    “九一八”事变的当晚，老蒋还在江西湖口的军舰上，忙着指挥“剿共”哩。

    直到第二天中午下舰后，他才接到上海发来的电报，得知东北出事了。但上海的消息，又是从东京消息转引过来的。上面只说东北军破坏了南满铁路，其它不详，所以他还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当时只是就事论事地赶紧给张学良发了个电报，除询问详情外，还让他做好对外宣传，尤其是要辟谣。

    那意思就是，哪怕破路这件事真是你干的，也打死不能承认。

    等收到张学良复电，老蒋才知道东北的那档子事远远超出他的想象范围，不禁倒抽了几口冷气。

    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有人说老蒋是“亲日派”，其实这大大冤枉了他。如果一定要说他亲谁的话，把他划在“亲美派”里面还差不多。

    后来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显示，他不但不“亲日”，从内心来说，还是很“恶日”的，这个情结可以从“济南惨案”中他挨日本人的飞机炸弹算起，从那天开始他每天都要在日记上写两个字：“雪耻”。

    不过在“雪耻”旁边，另外还有三个字，叫做“不抵抗”。

    他之所以要告诉盟弟弟张学良，面对日军挑衅时要坚持“不抵抗”，同时自己对“不抵抗政策”也奉行无碍，一方面，与他当时对中日双方实力的研判有关，认为如果中日正式开战，中方的结局可能会比当年的甲午战争还要惨，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他所主导的另一个政策——“攘外必先安内”。

    这个政策看似简单，其实它在各个时期的含义还不大一样。直到中原大战，老蒋“攘外”攘的还不是日本，而是苏联，至于那个“内”，连共产党一时都排不上号，他指的是冯阎李这帮国民党内的“原哥们”。

    从万宝山事件开始，他发现日本正在煽动反华浪潮，这才把“攘外”这一“荣誉称号”一点点地开始移向日本，但是与“攘外”比起来，“安内”在他心目中仍占最主要地位。只是此时进入“安内”名单的多了起来，除了他在国民党内的政敌，又多了党外更厉害的对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国民党想搞党军没搞成，共产党却在中国建立起了真正的党军。红军不爱钱，不怕死，有主义，有精神，渐渐成了老蒋的心腹大患。几次围剿都无法把红军扑灭，就是一个明证。

    在当时的老蒋看来，无论是党内反对他的人，还是“赤祸”，都是“祸患”，不搞定这些，其它只有免谈。你要他安安心心地“攘外”，就必须先让他“安内”。

    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九一八”事变，完全打乱了他的步骤。他与自己的亲信都意识到，此次事变，“决非济南事件可比”。

    那段日子对老蒋来说，实在是个多事之秋。

    在国内，他不仅要在江西和红军作战，还要对付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

    给石友三的50万打水漂之后，老汪又拉上了革命先行者的公子孙科一起干，声势逼人。

    其实孙公子原先在国民党内是谈不上有多大实力的，甚至被一些人称为“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能够上位得这么快，很大程度上还是拜老蒋所赐。

    老蒋自从软禁胡汉民后，发现他在党内四面楚歌，到处都是反对的声音，就临时抱佛脚，到处拉人。孙科虽然嫩，但背后有个伟人老爸的光环在照耀，所以当仁不让地成为老蒋拉拢的主要目标。这一拉，没有拉住孙科，却在无意中把对方的政治身价给抬起来了。

    被“炒红”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