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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襄阳的经略
令他率部前趋丹水,与石虎军作战。庾翼自己则“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不顾“百姓嗟怨”,也不顾朝廷劝阻,一意孤行。他自武昌出发,佯称移镇安陆;迨至夏口,始奏请进止襄阳,权停北伐。庾翼入襄阳,完成了庾亮以来的夙愿,踌躇满志,趾高气扬,于是“大会僚佐,陈旌甲,亲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徒众属目,其气十倍。”显然庾翼以进驻襄阳为其巨大胜利,其初衷固不在北伐胡羯。

    庾亮、庾翼都以北伐之名来遮盖其进据襄阳的直接目的,又是为什么呢?襄阳屏蔽荆州,北接后赵,是南北交争的地方。其地旧户甚少,而颇有流民。咸和五年石勒将郭敬攻陷襄阳,以后反覆易手,咸和七年由桓宣、李阳收复而由桓宣驻守。这个地方,是边将防守要冲,但不是元帅驻节的合适处所。东晋于此地置梁州,梁州有实土,所统相当于今之鄂西、鄂北、陕南、川东北,具体地境随北方胡羯势力的强弱而时盈时缩。梁州刺史治所也以军事形势为准,或镇襄阳,或镇酂,或镇安陆,或镇魏兴。

    东晋的雍州也在襄阳,侨置而无实土。《太平御览》卷一六八鲍至《南雍州记》曰:“永嘉之乱,三辅豪族流于樊沔,侨于汉侧,立雍州,因人所思以安百姓也。”这是说侨置的时间甚早,当在东晋初年。《晋书》卷六三《魏浚传》,谓魏该南来,晋元帝以为雍州刺史,在建武元年(317年),与《南雍州记》所述年代合。《晋书》卷一四《地理志》雍州条:“魏该为雍州刺史,镇酂城,寻省。侨立始平郡,寄居武当城。”大概所谓始平郡,就是省雍州后安置魏该部曲的地方。魏该以后继镇襄阳者如周抚、桓宣、庾方之,刘惔、袁乔、桓冲、桓豁、毛穆之等,其职衔均带监沔北或沔中军事,新野、义成等郡大守,均无雍州刺史名义。《宋书》卷二七《州郡志》:“雍州刺史,晋江左立。胡亡氏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帝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综合这些资料,可知雍州之名江左早有,以羁縻秦雍流民。但孝武帝以前《晋书》著录的雍州刺史只有魏该一人。看来雍秦流民南来,永嘉乱后至东晋之初为一高潮,胡亡氏乱以至孝武帝时为又一高潮。所以雍州侨置虽始东晋之初,但并不常置,至孝武帝时适应雍秦流民南来的新高潮,始又宣布侨置雍州。

    酒水以北,长期是南北两属之地,雍、豫流民南赴襄阳者均须经由此处。所以东晋梁州刺史都要着力绥抚流亡,笼络流民帅,以图用其武力,加强东晋对襄阳的控制。见于《晋书》的以下诸人事迹,都能说明这一问题。

    卷五八《周访传》,为梁州刺史,“既在襄阳,务农训卒,勤于采纳,守宰有缺辄补,然后言上。……善于抚纳,士卒均为致死。”

    卷七零《甘卓传》,为梁州刺史,“镇襄阳。卓外柔内刚,为政简惠,善于绥抚。估税悉除,市无二价。州境所有鱼池,先恒责税,卓不收其利,皆给贫民,西土称为惠政。”

    卷七一《陈頵传》,陶侃表頵为梁州刺史,“绥怀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根嫉妒,说頵年老耳聋,侃召頵还,以西阳太守蒋巽代之。”

    卷七三《庾怿传》,为梁州刺史,镇魏兴,“宽厚容众”。庾亮上疏,谓“怿御众简而有惠,州户虽小,赖其宽政。”

    卷七三《庾翼传》,镇襄阳,“绥来荒远,务尽招纳之宜,立宾馆,置典宾参军。”

    东晋前期经营襄阳最重要的人物,要算原受陶侃委署,后被庾亮、庾翼极力排挤的桓宣。桓宣原受晋元帝派遣,与豫州诸坞主周旋,并助祖巡经略中原,甚有成效。后来苏峻联祖约叛晋,桓宣不从祖约之命,率众投温峤、陶侃,陶侃以之为江夏相。咸和七年(332年)桓宣与竟陵大守李阳从石勒部将郭敬手中收复襄阳以后,至建元元年(343年)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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