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312年）石勒治军葛陂，威胁建康，江左派去抵拒的人，不是王敦之类的实力人物，而是南士纪瞻。愍帝使至建康，希望江左遣军北进，以减轻关中承受的军事压力，也被拒绝。迨至长安不守，愍帝出降，司马睿、王导故作姿态，扬言北伐而不出师，卒以“督运稽留”罪杀令史淳于伯以塞责，成为江左一宗冤狱。对曾为东海王越典兵参军的祖逖的北伐，他们也多方掣肘。朱熹谓“元帝与王导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吴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又谓“当是时，王导已不爱其如此（案指祖逖北伐事），使戴若思辈监其军，可见如何得事成！”朱熹居南宋偏安之世，对北伐问题看得格外清楚。王、马朝廷居衮职而真正以“克服神州”为念的人，可说是绝无仅有。他们的最高愿望，只在于保境苟安，尽量避免刺激刘、石，而无其它。在此以后，侨人逐渐安于所居，南北分割局面随之为人们所接受，北伐口号也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往往成为强臣增益权威的一种手段，因而总是得不到朝野一致的支持。

    石勒于老暮之年致市与江左修好，自然是考虑到灭东晋既不可能，北方内部又不稳定，为子孙守业计，宁与江左言和。江左拒和，事诚可嘉；未与刘、石通和，亦属事实。但袁燮言东晋“朝夕思虑求胜敌之策”，钱大昕言其“卓然自立”，似皆溢美之词，历史事实未必真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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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