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3岁的张亚勤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博士学位。但这一年美国宏观经济形势比较糟糕，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经济紧缩期，失业率高企，毕业生们也人人自危。

    然而，优秀的张亚勤似乎与这些绝缘。当时，美国Contel公司在华盛顿新设立了一家研究院，负责人是一位退役的陆军中将，和比克赫尔茨教授是故交。教授对这个刚刚成立一年多就已经达到100多人规模的研究院很看好，认为张亚勤的研究方向恰好契合研究院所在的领域，于是就引荐他去了这家研究院。

    刻苦学习近20年，终于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可以说，张亚勤是怀着无限的憧憬踏入这所研究院的。在学校搞研究做项目的经历令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辛苦付出、多想多干，总会收获成果—毕竟，论文和产品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刚一上班，他就给自己确立了研究课题，作实验、写报告、发论文、申请专利，忙得不亦乐乎，拼搏精神比在学校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半个月就把研究报告和成果交给老板。

    三个月之后，张亚勤的研究就有了很大进展，他很兴奋地把自己辛苦做出来的东西都交给了老板。老板拿到手上翻了翻，然后对这个满脸都是期待神情的年轻人笑了笑，让他先回去等消息。

    有一次，张亚勤被老板请进了办公室。这位印度裔的老板看上去精明能干，说话不紧不慢。他先是客气地问张亚勤在这里工作的感受如何，是否适应工作环境。寒暄完了，老板这才慢悠悠地把张亚勤的研究报告拿出来，称赞说：“亚勤，你的研究相当精彩，报告也做得非常漂亮！”

    张亚勤欠欠身子，正要谦虚两句，没想到老板话锋一转：“可是，你能不能慢点呢？”

    张亚勤一愣，没明白老板的意思。

    老板紧接着解释说：“你现在的工作效率给其他同事太多压力了，已经有人向我反映由于你的原因，自己被分派的工作太多了，有点受不了。”

    原来，工作投入的张亚勤一点儿也没有留意研究院里的其他人，他不知道大多员工都很闲散，和他的拼命工作形成了强烈反差。在美国的大多数研究院，张亚勤做的这类报告以及提交报告的频率，平均每个人半年出一份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而张亚勤这种一个月交几份的工作效率，大大超出了周围环境可以接受的极限，无形中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张亚勤不记得他是怎么从老板办公室出来的，他好半天才回过神来：“还有公司嫌员工干得多？”这么多年的学习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老师告诉自己要慢点儿。张亚勤的心情极其复杂，他把这件事讲给导师听，导师哈哈大笑，说：“这个家伙完全是个失败者！”

    正是这种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让几十年后的张亚勤回想起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来其实是“不开心的”，还带着一些无奈。那段时间，张亚勤时常对自己说：“反正只是一份工作，不喜欢的话，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山西人的隐忍性格，以及20多年来远比同龄人丰富得多的生活经历，使张亚勤做决策时总是能抓住核心点：“我还是没有因为心理上的不快离开这个研究院。毕竟，这是一家有名望的大公司的研究院，接手的项目都是电子工程领域最前沿的课题。当时我刚毕业，需要在一个大平台上建立高水准的研究、工作规范。而且，我终究对公司还是有所期待的。”

    选择留下来的张亚勤并没有被同化。他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一如既往快马加鞭地搞研究。公司对自己没有期待，不代表自己对自己没有要求。他索性给自己订立了一个研究计划，圈定了一系列项目课题一个个往下做。只是大大降低交报告的频率。

    亚勤的话：年轻人要更多地学会为自己工作，不要等着别人安排工作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