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勤的话：绝大多数人在智力上的差距是微不足道的，真正重要的是如何用好自己的才智。

    童年辗转四处的动荡经历使张亚勤很难在同一所学校连贯地读书，但客观上也给从小以自学为主的他创造了跳级的机会。日后12岁上大学的伏笔，就此埋下。每一次转到新地方，学校就根据张亚勤的知识水平决定他上哪一个年级。通常是家人把他带到老师面前。老师随手出几道数学、语文题，哪个年级的问题都有，以他能够解答的难度最大的题目为准分配班级。

    感谢姥姥和母亲始终坚持不懈的家庭教育，张亚勤的自学反而比体制都被彻底破坏的校园学习效果更好。张亚勤面临的最有难度的一次考试是，一位老师给当时只有9岁的他出了一道五年级的算术方程式。这确实是张亚勤从来没做过的一道题，但母亲曾给他看过五年级的课本。“拍照式记忆”又发挥了作用，沉思之后，他最终还是得出了答案，这也让本来有心试探的老师惊叹不已。

    就这样，张亚勤频频跳级，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居然才9岁。同一年，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母亲得天天上班。于是，照看妹妹的工作也落到了刚刚9岁的小亚勤的身上。已经完成了小学课程的张亚勤索性休学，留在家里一边照看妹妹一边开始学习初中的课程。

    “文革”后期，长达数年的混乱令整个社会疲惫厌倦，人们开始反思，砸学校、批老师、焚烧书本这些行为也激起大众的反感，理性求知的愿望从人们心底里迸发出来。渴望知识、尊重知识的风气悄然回归。在那个学业荒废已久的年代，突然出了张亚勤这么一个总是辗转求学，却接连跳级的成绩很好的孩子，马上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满城皆知，都说太原出了个“神童”。在当时求知若渴的大氛围下，张亚勤成了被推崇的榜样，毋宁说这个9岁的孩子令人们感受了扑面而来的新时代的微风，变革的希望似乎并不遥远，恰恰就在身边。于是，有学校请他去宣传“经验”，教大家如何快速提高成绩。

    “我的法宝就是‘求知欲’：刨根问底，不明白的问题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比如最容易遇到的数学难题，一下课，我就会拿着不懂的问题去问老师。如果老师已经下班，那就追到老师家里去问。”有一天，张亚勤看到数学老师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北京大学编写的有关三角函数的参考资料，这是当时高中的数学课程。一向喜欢钻研的张亚勤又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他向老师借这本书回家看。尽管知道他聪明，但老师还是很惊讶：“这个是高中课程，你能看懂？”张亚勤小声说：“试着看看。”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张亚勤兴冲冲地来还书了。

    老师问他：“看了？”

    “看了，我把里面的习题都做了一遍。”说着张亚勤把自己的习题本交给老师。老师一边翻看习题本，一边暗自称奇。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也都聚拢了过来，有位老师不太相信，当场出了三道难题让张亚勤计算，他真的都做出来了。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一星期内学通了一本高中教材，做完了所有的习题，这让教研室的数学老师们也刮目相看。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说过：“人脑和人心一样，朝着被赞赏的方向走。”张亚勤的天赋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得越加明显。11岁那年，他直接参加了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并且又一次考了所有考生中的最高分。

    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但知识青年返城政策还没有出台，高考也没有恢复，初、高中毕业生毕业之后何去何从，仍旧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沿袭旧的制度，城市里仍旧使用“留城证”，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留在城里。张亚勤家也面临这个问题，妹妹出生后，母亲曾经和张亚勤开过这样一个玩笑：“我们家只有一个留城名额，你留还是妹妹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