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七年“打拼”的经历、谈及他如今的业余休闲生活、谈及他对经商营销理念的理解、谈及他对京城各类“圈子”的分析时，他的遣词造句和他的感悟表述，与京城的“小资”或“中产”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一句话，彭雄兵已经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完全彻底地“城市化”了。

    彭雄兵与邱启光有很多不同：邱启光拙于言辞，彭雄兵侃侃而谈；邱启光脚踏实地，彭雄兵异想天开；但他们两人也至少有四大相似之处：同年出生；同样来自农村；同样不安分、不认命；同样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贵人”。

    邱启光遇到的“贵人”是那位台湾老板，彭雄兵遇到的“贵人”则是“中国第一个胆大包天包飞机的著名农民企业家”王均瑶和他聘请的职业经理人黄耀。

    根据彭雄兵的说法，作为公司电工，他经常去公司高层人物家里修电器，所以彼此来往很多，“关系走得很近”，彭雄兵也因此从中学到了很多营销理念和为人处事的经验。

    进了北京以后，彭雄兵更是在产品推销工作和社交活动中细心观察、勤奋学习，在事业一步一步提升的过程中，也逐步完成了言谈举止、接人待物、风度修养等方方面面的自身“城市化”。

    彭雄兵目前在北京经营着自己的电气设备公司。

    彭雄兵如此描述他自己的这种内在“城市化”的艰难过程——

    “我2000年刚到北京，去设计院做推销时，敲门都不敢敲，看到人家在上班，看到人家在用电脑画图，总怕耽误人家工作，只好一个人在走廊里溜达，结果有人问：你找谁啊？那时，找人说话，我要脑子里先想好了该怎么说，总想表达得好一些。但是，当你的环境慢慢地变好了以后，你就不要想了，你就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如果你先想好了再去说，你反而会说得不连贯、不自然。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彭雄兵，你做到现在这个样子，你不能松懈，你还要一步一步往上拔，你要尽量跟你圈子中层次比你高的人多接触，从他的言谈举止、从他的表达能力、从他的想法和知识面，你能学到很多东西。”

    邱启光和彭雄兵都来自农村，背井离乡之初，也都是极为普通的农民工，他们的成功，对于其他仍在社会底层拼搏的进城农民来说，有些什么启迪意义呢？

    我不知道类似邱启光和彭雄兵这样的“成功者”在亿万进城农民中的确切比例，也许他们是凤毛麟角的少数幸运者，也许不是所有进城农民在其一生的关键时刻都能遇到点拨迷津的“贵人”，也许当老板并非是大多数农民工都能走通的道路（因为任何社会中当老板的人都是少数），也许更有示范效用的例子，是我在《异乡不再有虫鸣》中所写的那位通过按部就班的努力被提拔为工程师的吴胜发，甚至再退一步，也许进城农民的主体既成不了邱启光和彭雄兵，也当不了吴胜发，只能出卖体力，干最低贱、最辛苦、最脏最累的活，也许这就是无情却无奈的经济现实，但只要中国逐渐打通人为的城乡壁垒，在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创造公正、平等、宽松、包容的竞争环境，那么，即使是那些一生无望在社会阶梯中高攀的普通农民工，也能相对心满意足地从明显过剩的农业劳动者，转变成为城里自食其力的非农劳动者，或者像那些飘洋过海的第一代移民一样，把自己未能实现的脱胎换骨梦想，转移到自己子女身上实现……

    不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远非尽如人意的外在条件之下，中国仍然还是有许多像邱启光、彭雄兵这样的“乡下人”，通过自己艰辛的努力，创造了奇迹：从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奋斗成为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老板，尽管他们的成功经验对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来说，似乎不那么具有“指导意义”，但至少他们那种“不安分、不认命”的奋斗精神，还是值得所有追求更好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