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的转变呢？温铁军的回答似乎带着某种沧桑感：“20多年的发展，应该说一代人已经过去，20多年的经验教训已经足够了，今天我们必须冷静地对加快城市化作出反思，不能再像20多年前那样盲目，那个时候我们30多岁，可能还比较激进。”

    但更重要的，是这20多年中他独特的治学道路和丰富的国外考察经历。“我曾经跑过四十多个国家，而且重点是跑发展中国家，”温铁军以低沉的语调，操着略带京腔的普通话说，“我是中国国内比较早地去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贫民窟考察的人，所以最近这几年我才在有关政策层面的讨论中不断地呼吁：所有人口超过一个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都制造了大型的贫民窟，而贫民窟是社会*的根源，是黄、赌、毒泛滥的地方，是黑社会控制的地方，是正规的警治、正规的法治社会不能建立的地方，因此中国必须警觉，我们不能走其它发展中国家靠大型贫民窟来加快城市化的道路。”

    虽然在这半个小时的访谈中，温铁军不乏对中国学术界占主流的“激进年轻人”的讥讽之词，但如果因此把温铁军归类为传统的*主义派学者或当代出现的所谓“新左派”，也并不公平。中国学术界内一个较为公允的说法是，温铁军是介于“自由派”和“新左派”之间的一个派别色彩不浓的学者。

    尽管如此，他言谈之间的愤激之词常常在不经意之间随口而出。我不知道，这种激愤，究竟是缘于他对目前中国学术界浮躁学风的不满？还是来自他对中国目前贫富差距过大这一现实的忧虑？

    不管你把温铁军归为哪个学派，你至少不会把他看成是“反现代化派”，因为他曾多次参与中国重大改革政策的讨论和决策，但当我问及他所去过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存在大量贫民窟的深层原因时，他却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现代化之祸。”

    谈到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加工厂”，温铁军的语调仍然一如既往，低沉平稳，但我能感觉到他那沉稳语调背后的激愤：“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结果。因为你这儿劳动力的价格便宜，你这儿土地的价格便宜，你不计较资源、环境被破坏的代价，当然产业会大规模地转移到这儿，变成跨国公司的一个利润来源，于是跨国公司把这儿的加工业几乎都做成零利润，让你没有什么收入，然后跨国公司把除了贡献劳动力、破坏资源环境之外的全部产生利润的环节都拿走，然后跨国公司在股市上变成了企业基本面非常好的公司。这是一种获利方式，我理解，如果我是发达国家，我也会这么干。”

    当我问到最后一个问题时，温铁军的激愤似乎已溢于言表，虽然实际上他的表情和语调并没有什么变化：“你看深圳、东莞，外来打工者成千上万，几倍于本地人，按人均GDP算，根本没他们的事儿，也没他们的福利，那你占有的是什么呢？不是典型的劳动剩余价值吗？但你同时又买通一批人，否定劳动剩余价值理论，号称没有什么剩余价值，有的只是企业家的风险收益。我们今天的理论界不都是这样的吗？他们又影响着整个舆论，这都是腕儿，媒体一天到晚都是报道这个，那大家能变成什么呢？等我们实在不行的时候，等深圳一年抬出多少箩筐的手指头的时候，等这种剥夺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就是个体复仇啊，于是乎，就是什么砍手党啊，什么黑车党啊，乱七八糟，黑社会化啊。什么叫‘好处’？短期之内是能暴富，但你环境破坏了，资源破坏了，子孙后代的福祉没有了，好吗？你们如果认为好，我没意见，我们反正快过去了，我们这代人马上就要退休了。如果大家都说好，我干吗非得站出来，说你这是皇帝的新衣？”

    “我们已经老了。”这是半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温铁军最常说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