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裤带子，把有限的粮食交给了国家，保证了城市居民的供应，保证了国家建设的需要。而他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句“农民伯伯踊跃交售‘爱国粮’”的赞语。

    现在，他们粮食丰收了，全国人民都吃饱肚子了，按说，这是天大的好事，这是梦寐以求的目标。

    但是，这天大的好事，却只有吃粮的人高兴，种粮的人反而又发愁起来了。

    “卖粮难”，一个新名词诞生了。

    1984年仲秋，湖南省某县一粮站大院里，装满粮食的板车、手扶拖拉机、萝筐挤得水泄不通，几百名汗流满面的农民在围着几名粮站工作人员团团转，求爷爷，拜奶奶，只差下跪了，但工作人员不为所动，坚持每户只能按计划分配数收购，多的一粒不要。

    新疆某边境小县，主要街区有1/4被满载粮袋的马、牛、驴车和手扶拖拉机占据，顺着车流的走向，千米外的粮站大院里，人车蜿蜒，曲曲折折，塞满粮站的大院子。有人已接连排了十几个小时的队，有的已被验质员打回重新翻晒了三四次，再晒就要晒熟了，但仍“不合格”……“天府之国”的四川某县农民愤怒了：以前粮食紧张时，我们把自己的口粮都交给了你们，现在粮食多了，你们就“甩派头”了，你们还要不要我们种粮食？情绪冲动的农民砸了粮站。

    孩子等钱上学，子女等钱结婚，房屋等钱翻盖，更急人的是，冬季生产等钱买种子，来年生产要钱冬储化肥，我们能怪农民冲动吗？

    江西、江苏、吉林、安徽……中国的农民第一次感受到了丰收的忧虑。

    欠也忧，丰也忧，农民好伤心。花了成本种了粮食，现在却只能放在家里烂，这田还有种头？

    不是农民的报复，而是必然的结果。第二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由16.9亿亩大幅度跌到警戒线以下，仅16.3亿亩，成为建国以来最少的一年，粮食大减产，减产总量2820万吨，减产幅度也居建国后的第一位，超过令人心悸的1960年。粮食一下子又紧张起来，“卖粮维”还喧嚣尘上，“买粮难”便接踵而至。

    许多人这才惶惶然，这才想起农民老伯伯。于是，组织工作组下乡，派干部驻村，挨家挨户搞动员、做工作：种爱国田无尚光荣，交爱国粮为国分忧……通情达理的农民又一次帮助政府渡过了粮食难关。

    第二年，粮食播种面积恢复到16.6亿亩，粮食总产量达39151万吨，1989年再次跃上4000万吨台阶。

    肚子饱了，脸就变了。

    当农民怀着丰收的喜悦，肩挑车拉，将黄灿灿的粮食送到粮站时，他们才发现站门紧闭，“暂不收粮”的牌子让他们从头凉到脚。

    “卖粮难”幽灵，又一次笼罩了中国的农民。

    这是比1984年范围更广、压力更大的一次卖粮难。全国几乎大部分产粮地区的农民，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卖粮难的打击。据吉林、安徽、湖南等9个产粮大省估计，约有480万吨粮食不能入库，黑龙江、湖北、河北等省农民有670万吨粮食急需寻求出路。村间小道上，乡镇大路旁，到处是车拉畜载的粮食，有的农民为出卖几百公斤粮食竟拉着架子车走遍了方圆几十里的所有粮站，但都被挡回。江西某地一农妇为卖掉一袋粮给儿子看病，竟跪在地上哀求粮站工作人员。

    40000万吨的粮食总产量，对于当时已有1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并不多，最多只能算是解决温饱的水平，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面积的粮食“过剩”现象呢？显而易见，这便是我国流通体制的弊端。体制不顺，流通不畅，国家缺乏调控能力，以至粮食多一点就“卖粮难”，粮食少一点就“买粮难”，于是，粮食生产便在“多了多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多了多了”之间扭秧歌。

    弊端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