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来加以调控。

    首先，要在尊重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上，依照市场供求形成价格的机制，确定合理的粮价，既能调动粮农的生产积极性，又要考虑消费者的承受能力。

    其次，我们要掌握一定的粮源。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国务院明文规定粮食部门必须掌握70～80%的商品粮源，才能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稳定粮食市场，城乡农民的吃饭问题才有根本保障。由政府或受政府控制的商业性机构掌握足够的粮源，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半官方性质的加拿大小麦局垄断了加拿大西部的全部小麦和大麦的收购和销售，同时它还垄断了加拿大小麦的出口配额和国家出口信贷发放权。成立于1939年的澳大利亚小麦局也是一个半官方机构，它几乎垄断了澳大利亚的全部小麦流通。按照法律规定，澳大利亚小麦局有权决定小麦的销售政策和国内购销价格，同时小麦的出口全部由小麦局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政府每年的收购量都在1500～2000万吨左右，1984年至1985年度高达2012万吨，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我国有2亿多城镇人口和几千万农村贫困缺粮人口，国有粮食部门不掌握足够的粮源，怎么去稳定市场，去应付粮食波动，怎么能保障人们的吃饭问题呢？

    但我们偏偏忽视了这一点。一些国有粮店改行去经营百货、家电去了，粮食送上门来也是爱要不要，个体粮贩代替粮食部门去收购、囤积粮食，一遇风吹草动，我们自然措手不及。

    一个错误的理解，一个片面的认识，让我们又交了一笔沉重的学费。

    幸运的是，这笔学费没有白交。稳定粮食涨价风潮后，中国开始重新认识粮食的特殊商品性质，重新确认了粮食生产和粮食流通在中国的独特地位。1998年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也是在汲取此次风波后开始的。

    一时冲动忘记了命根子

    粮食是命根子，这对于饿肚子的人来说，感受比较深刻，而在餐餐饱饭、顿顿佳肴的人看来，也许只是一个多余的教条。

    随着肚子里的充实，一些人开始忘记饿肚子，忘记粮食永远是我们的命根子。

    分析1994年的粮食风波，除了粮食价格和经营放开后撒手不管外，粮食生产受到忽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在沿海地区，赚钱的门路广，发财的机会多，谁还瞧得起费力不讨好的种粮食？反正腰包里有钱，票子一甩，不愁粮食不来。他们潇洒地宣称：“不种稻子吃大米，不种小麦吃麦子”。于是，稻田成了开发区，粮农当了歌厅老板。粮食种植面积年年缩减，本是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却一年比一年减少。票子终究当不得饭吃，大款大亨也不能天天靠“人头马”饱肚子，最终只得向邻近省“讨粮”吃，恰巧内地省也不殷实，结果引发一场粮食涨价风潮。

    内地一些粮食产区脑筋转得也不慢，沿海人只赚票子不种稻子，我们为什么偏要给人家做嫁衣裳？种粮食吃亏，搞农业没戏，于是产粮省也不愿多产粮了。什么赚钱种什么，成为一些基层领导向农民灌输的第一个“市场经济”观点。

    粮食生产的基础地位开始动摇。

    199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6.51亿亩，比1992年减少7200万亩(其中稻谷播种面积减少2380万亩)。减少较多的有：湖南675万亩，广东570万亩，浙江495万亩，江苏420万亩，福建240万亩，新疆195万亩。“鱼米之乡”的南国粮仓，粮食产量却大幅度减产：江苏减产22.5万吨，福建减产35万吨，浙江减产105万吨，湖南、江西各减产90万吨，湖北减产66.5万吨，广东减产82.5万吨。幸好我们的北方稳住了，加上风调雨顺，199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