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毛毛接下来写道：“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然而，在林彪、江青一伙人看来，老一辈革命家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历史，却可以成为致这些老革命们于死地的“理由”。“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打倒或遭受批斗，一般缘于这样两种原因：一曰“现实问题”，二曰“历史问题”。所谓“现实问题”，多指某人建国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这样的干部常常会遭到群众批斗，本人也要不断地检讨，但还不至于“一棍子打死”。而所谓“历史问题”，则多指某人建国前曾发生“自首”、“变节”、“逃跑”、“叛变”等行为或嫌疑，这样的干部往往要被“开除出党”，甚至入狱判刑，落得“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林彪、江青等人先以“历史问题”将刘少奇彻底打倒并迫害致死，然后又试图以同样手段来打倒、搞臭邓小平。

    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江青、康生多次指示“邓专案组”突击调查邓小平历史上“叛变自首”的问题。为此，中央专案组“二办”抽调人员，补充调查所需人力。“邓专案组”加紧行动，奔赴各地，搜罗取证。从1968年6月起至1969年底，“专案组”先后派出外调小组93批，外调人员223人次，所到15个省、市、自治区，计140多个市县，行程达30多万公里。虽如此，对邓小平的“历史问题”所进行的调查仍毫无进展。事后，“专案组”在给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写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关于邓小平的历史问题，经反复查档、调查，到目前为止，除了入团、转党问题尚未找到直接人证，以及一些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外，还没有查到有被捕、叛变、通敌等重大问题的线索。”同时报告又写道：“下一步工作，我们拟重点查其意图搞反革命政变，篡党篡政的阴谋活动，和串通外国的问题。相应地核实其三反罪行。”康生阅后批示同意，并将此件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阅。周恩来看后，就邓的入党问题亲笔写下注语：“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

    周恩来的这短短不到30个字的批注，不仅让“邓专案组”白忙活了一年多，更让“专案组”幕后的阴谋家们所始料不及，且无计可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