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人物：

    “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内，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同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在新选出的11名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刘少奇从原来的第2位降到第8位，而邓小平却由原来的第7位提升至第6位。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江青等人试图把批判矛头从刘少奇转向邓小平，因毛泽东出面阻止，“批邓”才不得不停下来。

    同年10月，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印发了“邓小平专案组”起草的《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的报告。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全会分组会上对邓小平横加指责，并鼓噪开除邓的党籍。对此，毛泽东表示：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应与刘少奇区别对待，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大家要开除（党籍），我有点保留。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毛泽东的表态，使林彪、江青等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企图未能得逞。

    同年10月，陈伯达等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二人再作检讨。10月22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检讨稿上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八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这些亲切感人的话语，不仅给邓本人以鼓励和鞭策，而且也给邓的家人以很大的温暖和希望。

    和“文化大革命”中再度起用其他中共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泽东无疑是“解放”邓小平的最终决策者。对邓在这个时候复出一事，毛似乎已无必要再说些什么。关于评价和保护邓的那些话，他此前已经讲得够多的了。

    1969年3月12日，毛泽东在讨论九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时明确表示：报告中我的意思不要提邓小平（即把邓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点名批判）。在15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他还提出：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对走资派也要区别，也要给出路。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改悔”，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之后，他又重申：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

    同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重申：有些干部今后可能工作的，错误是有，但做点小工作还是可以的。并说：邓（小平）可在汪（东兴）领导下做点工作。

    同年1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该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时，有针对性地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从以上毛泽东在三年间发表的这些意见可以看出，尽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打倒”了邓小平，但毛对邓与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是有明显区别的，他实际上对邓仍抱有好感并寄予希望。至于邓这张“牌”何时出、怎样出，他还要看，还要等待时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