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顿外事队伍，培养外交人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国内外事部门也同其他部门一样，受到严重干扰和冲击。根据中央的指示，有三分之二的驻外使馆人员回国参加“运动”。此后，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都陆续离任回国，整个外事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1967年春夏，随着国内“打倒一切”、“全面夺权”局势的加剧，极左思潮空前泛滥，对外工作陷入一个“非常时期”：一方面，中国同已经建交的亚、非、欧三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出现外交冲突，导致双边关系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外事部门的少数工作人员不顾政策、违反纪律、擅作主张的情况也屡有发生。特别是这一时期在北京发生的外交部“夺权”和“三砸一烧”（即冲砸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印度驻华使馆，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给中国党和政府的声誉带来巨大损害，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就在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对煽惑动乱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极左派”人物采取果断措施，阻止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同时在外事部门率先开展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整顿外交队伍，以使外事工作尽快走上正轨。虽然如此，受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仍举步维艰，不容乐观。

    1969年6月10日下午，刚到任不久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穆·凯瑟，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凯瑟大使转交了叶海亚总统的一封信，信中邀请周恩来再次访问邻国巴基斯坦。对此，周恩来回答：已经有好几个国家向我提出什么时候能出国访问，但由于我们国内事情很忙，目前还不能出访。许多友好国家都谅解我们。关于访巴时间，国庆节前不可能，今年冬天有没有可能现在也难说。今年恐怕定不下来。如果年内要出国访问，将首先到你们那里去。

    周恩来上一次访问巴基斯坦，还是在3年前“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的1966年夏季。3年来，作为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却不曾迈出国门一步。同时，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也大大减少。1969年这一年里，周恩来除为吊唁老战友胡志明而去越南首都河内半天外，没能安排一次正式出访。

    尽管处在这种很不正常的状况下，周恩来仍时刻关注着世界风云的变幻，有远见地从事一些重新发展对外关系的准备工作，如：整顿外事队伍，保存并培养外语人才，思考国际战略的重大问题等。

    中国的驻外使节在1967年初召回后，一直没有再派出。除保留驻埃及大使黄华外，其他国家的大使都处于空缺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周恩来抓住中共九大后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机，适时地走出恢复正常外交工作的重要一步。就在接见凯瑟大使的前几天，他派遣耿飇、王幼平、黄镇等大使分别前往阿尔巴尼亚、越南和法兰西等国上任。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批任命或重新出国的驻外大使。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外交部先后安排了十几名驻外大使回任或到任。6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耿飇等即将赴任的大使时，对未来充满信心地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有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要教育外交人员谦虚、谨慎、朴素，不亢不卑。鉴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驻外机构受到极左思潮泛滥的影响、在对外宣传中采取了一些强加于人的做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要慎之又慎。

    此外，周恩来还考虑着如何掌握和保留一批“文化大革命”前培养的外语人才。由于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不是短时间内能见成效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不仅预见到将来对外交往发展的需要，还想方设法地定出保存现有人才的具体措施。据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秘书长马列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