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最终遭到挫折，但作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长期战斗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斗争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各项工作的转机

    首先，通过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生产形势开始好转。1972年，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除粮、棉生产因自然灾害略有下降外，均比上年有所增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635亿元，比上年增长4.5％（其中工业总产值2547亿元，比上年增长6.6％；农业总产值1088亿元，比上年下降0.18％）。在工业产品产量中，钢达到2338万吨，比上年增长9.7％；原煤4.1亿吨，增长4.6％；原油4567万吨，增长15.9％；发电量1524亿度，增长10.1％。全国铁路货运量约17.8亿吨，比上年增长5.6％。此外，国家财政实现收支相抵，并略有结余。

    1973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增值9.2％（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9.5％；农业总产值增长8.4％）。在工业产品产量中，钢、原煤、原油和发电量等均比上年有所增加，铁路货运量也进一步提高。粮、棉、油等农业产品产量亦出现增长势头。国家财政继续保持收支相抵，略有结余。

    在人民生活方面，国家自1971年11月起开始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的工资。这次调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增加职工工资，全国调资面约为28％，一年共增加工资基数11亿元。

    由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以及在经济工作中重犯“左”倾冒进错误，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曾出现职工人数、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三个方面的突破问题。周恩来首先发现并采取措施解决“三个突破”。经过两年的努力，“三个突破”被及时控制，基本稳住了局面，使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一尖锐矛盾得到缓解。

    1972-1973两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事实说明：周恩来抓住林彪一伙要害，深入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大力整顿企业，恢复各部门的正常工作，正是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同时，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破坏国民经济、损害人民利益的有力批判。

    其次，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重新站出来，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有力否定。

    例如，作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公开复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党内存在一个“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说法，否定了由此制定的党中央的有关决议，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加快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促使更多的老同志及早获得解放和恢复工作，必然要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这一时期解放、复出的一批领导干部，正是反对和抵制“四人帮”、直至最后粉碎“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各部门帮派势力的骨干中坚。

    第三，文教科技等战线的工作开始有了起色，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压抑的情况有所改变。“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文教科技界的广大知识分子首当其冲，这些领域的工作受到严重的破坏。林彪事件之后，特别是自1972年下半年起，周恩来多次提出要批判文教科技界的极左思潮，并亲自领导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真正看到了希望所在。由此，文教科技战线的工作重又出现生机。

    在文化界，这一时期的报刊、图书种类开始扩大，印数明显增加，一些出版社也开始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