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却没有改变周恩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决心。1973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即不公开使用“批极左”一词），仍在继续进行。

    1973年2月，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历数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再度尖锐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后果的极左思潮，指出：“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国民经济“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在计划工作上也“没有‘王法’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实行按劳分配和必要的奖励制度。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同年年初召开的计划会议上，讨论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个文件同1972年计划会议纪要相似，仍以纠正生产管理中存在的极左思潮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了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并重申了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的观点。会上，全国28个省市均对文件表示赞成。唯独上海市反对。张春桥宣称：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并强令把文件收回。张春桥的蛮横态度，表现出在周恩来批极左的正确意见遭否定后，江青集团得志猖狂的嚣张气焰。

    同时，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外事干部学习了毛泽东几年来有关对外宣传的一系列指示（主要批评“以我为核心”、“强加于人”等极端作法），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及其给对外工作造成的恶劣影响和破坏。这就在实际上支持和贯彻了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否定了江青、张春桥一伙的谬论。

    3月4日，周恩来在召集一些外事单位负责人的谈话中，针对不少单位在对待外国专家方面仍存在的排外主义、民族歧视等错误倾向提出批评，指出“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干扰破坏正确方针政策落实”，“一定要批判这些错误，自我批判后，我们就主动”；“要向外国专家公开承认错误，不要怕这样做又要犯右的错误”。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一伙给予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遭错误批判和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当场率先作出自我批评，使得到场的外国专家深受感动。

    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周恩来同样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一封信中明确提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当时“大闹怀仁堂”事件“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此外，周恩来再次提出要改善监狱待遇，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对已经解放的老干部，他提出应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具体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待中组部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后，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研究、通过。同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党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成为周恩来领导的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后来党和人民的斗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自1971年底以来，周恩来领导的这场持续纠正“左”的错误的斗争，由于符合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拥护，但同时也遭到江青集团的愈来愈凶猛的反扑。1973年下半年起，江青一伙又从教育界开刀，连续制造了张铁生白卷、批《园丁之歌》、批“师道尊严”、突袭考教授、马振扶公社中学等事件，在全国掀起一股股所谓批修正主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