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发表长篇讲话，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重大问题的看法，讲话贯穿了“要批透极左思潮”这一鲜明主题。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他明确指出：“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真正考察一个干部，说这个干部运动好，但业务不好，说明还没有落实。”“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

    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力主深入批判极左思潮（即周恩来多次使用“批透”一语）的意图。为进一步启发人们的认识，他反复强调极左仍是当前各项工作的首要危险，引导各条战线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向纵深发展，而不是像前一阶段那样，一些单位反倾向斗争没有突出批“左”重点，仅停留在一般水平上。

    在推动各条战线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周恩来还不畏险阻，亲自从“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科技界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排除干扰，解决思想认识，尽快恢复教育科技界的正常工作。

    1972年7月14日，根据美籍科学家杨振宁的建议，周恩来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拔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7月23日，周恩来又就周培源反映北大教师思想状况的来信指示国务院科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要以该信“作依据”，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9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时，再次强调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指出：现在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不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学也是如此，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几天后，他又写信给张文裕和朱光亚，对二机部某所十八位科学工作者来信中提到的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表示“很高兴”，并提醒“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然把基础科学和理论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在抓紧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同时，周恩来还提出了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意见。

    10月6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这篇冲破江青集团设置的重重阻力的文章的发表，使得在“两个估计”禁锢下备受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等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追查、反击；“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北大的一个亲信直言不讳地供认：“他们要拔掉钉子，就是拔掉我们。”随后，张、姚等还指使《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其间，人民日报社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一组批判无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