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新中国的外交史，人们不难发现，1967年5月至8月间，是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时期”。我国同已与我建交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双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其中不乏周恩来、陈毅担任外长时期致力于建立起良好睦邻关系的一些周边国家：

    5月22日，我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强烈抗议英国外交大臣对我驻英代办的粗暴态度，宣布取消英驻华代办处向上海派驻人员的安排……

    5月27日，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最强烈抗议蒙古当局制造的反华法西斯暴行；

    6月10日，我外交部照会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保加利亚领导人破坏中保交换留学生协议；

    6月17日，我外交部就印度政府策划袭击我驻印度大使馆的暴行，向印度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和最强烈抗议；

    6月28日，我外交部副部长召见缅甸驻华大使，强烈抗议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连续袭击我使馆等暴行；

    7月1日，我外交部又向缅驻华大使转交我国政府备忘录，严正拒绝缅甸政府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阻止中国人民抗议缅甸反华暴行的示威游行的无理要求，并再次要求缅甸政府立即撤除该国军队对中国大使馆和华侨居住区的包围；

    7月1日，我外交部照会肯尼亚驻华大使馆，抗议肯尼亚政府无理宣布我驻肯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

    7月27日，我外交部照会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抗议捷领导人破坏中捷文化合作协定；

    8月6日，我外交部照会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印尼军警和暴徒又一次袭击我驻印尼大使馆的暴行；

    8月14日、20日，我外交部先后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强烈抗议港英当局在一些边境地区制造挑衅事件，要求英国政府撤销对香港爱国报纸的停刊令……

    在国际关系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即使是长期友好的国家也不能完全避免个别时候、个别事件上的摩擦。这是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情况千差万别，各个国家和人民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政策法律乃至风俗习惯等都不是一日所形成，既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更有复杂的现实因素。因此，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可惜的是，这个本来由中国、印度、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却在1967年夏季几乎被破坏殆尽，造成新中国外交史上最冷的一段时期。对于当时的每个事件的细微末节以至双方“责任”大小、先后等，这里且不去也无必要都一一加以考证、评判，但我们不妨从周恩来总理后来同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的一篇谈话中，来冷静地反思一下这段沉重的历史：

    “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1967年的事情，这个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发生这个事件的原因，边界问题关系不是太大。……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为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们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护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7月初，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