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问题。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军队不能特殊”为由，继续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对此，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侵的重任。在两种意见激烈争执当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胸，拍案怒斥江青一伙，表现出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的凛然正气。

    会后，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的军队干部，表示赞同军队应保持稳定的意见。随后，徐向前又当面向林彪陈述理由，要求制定一个稳定军队的文件，林彪也表示同意。这样，经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周恩来等商讨、修改，产生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1月28日，《八条命令》由毛泽东批准下达，其主要内容包括：军队一切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得随意抓人、抄家、搞武斗；一切外出串连人员应迅速返回本单位；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等等。《八条命令》以及后来根据这个文件制定的其他旨在稳定军队的文件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反对江青等人阴谋搞乱军队的斗争的结果。从总体上看，“大闹京西宾馆”，是老一辈革命家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一系列正义抗争的序幕。

    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了结。因“全面夺权”导致的“打倒一切”、“天下大乱”的局面，是不可能因下发了某个文件、作出了几条规定，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的。就在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不久，地方造反派与军队的矛盾和冲突仍在发展、加剧。这一时期北京和各地（如昆明、贵阳、长沙、广州、杭州、南京、沈阳）频繁发生造反派冲击驻军领导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冲击人民解放军的一股邪风。

    第二阶段是老一辈革命家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多次展开面对面的论争，通称“大闹怀仁堂”。

    自2月上旬起，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主持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商讨党政业务工作。怀仁堂碰头会，从一开始就成为老一辈革命家再次揭露、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乱党乱军行径的场合。

    在2月11日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斥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他又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也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会上，聂荣臻还对江青等人大搞“不教而诛”的做法提出抗议，指出：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这样，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凭着他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义正词严，针锋相对，同一贯煽动动乱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面人物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2月16日，怀仁堂会议上的斗争达到高潮。这天的会议本来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但会议一开始便又进入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问题（包括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和要不要稳定军队这三个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谭震林首先怒斥张春桥：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