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面积上的播种量、施肥量和常产量，各种牲畜的使役量、产肥量、租用借用办法、全年的经济效益、各种草料的消耗量等，牛、驴、猪、羊、鸡、兔的粪各有什么特点，适于什么土壤、什么庄稼，为什么高粱产量低农民仍然要种它，为什么贫穷人家不能种小麦、不能种大蒜头，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张闻天还带调查团的同志在贺家川赶了一次集，看到有专养公驴拉到集市上来配种的，配种一次收三斗黑豆，而养公驴这行当则被视为“贱业”。张闻天告诉县里的同志，毛驴几乎是陕北唯一的畜力，用处很大，要打破旧观念，鼓励多养配种公驴，养种驴的人多了，收费自然就会降低。

    4月初，各组同志将通过调查整理出的材料汇集到张闻天那里，张闻天综合研究后亲自写成调查报告。5月18日印就，即送延安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中央党务研究室等。这就是《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3年10月由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出版，署名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书名为《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86年9月人民出版社将这篇调查报告同《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合在一起，以《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的书名出版（后引此书不再标明版本），署名张闻天。这篇调查报告在1943年10月即公开出版，全文约5万字，分41节，附统计表格38张，用确凿的材料叙述了贺家川等八个自然村的基本情况（1—8节）、生产力（9—19节）和生产关系（20—34节）的状况以及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35—41节），在此基础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作出了估计。

    1942年4月13日，张闻天率调查团东渡黄河到达兴县，又因敌情关系，未能深入晋西北内地，自4月22日起即在晋西北区党委驻地兴县碧村及兴县范围内的村庄做调查。张闻天住在碧村对面的任家湾。

    张闻天和他的调查团原来只准备调查几个村子。晋西北区党委的同志表示想派一些负责同志参加，一起到下面调查，请张闻天指导。这样，兴县调查的队伍就扩大了许多，晋西北党、政、群干部有40多人参加进来，调查的范围为14个自然村：碧村、任家湾、黑峪口、唐吉、桑蛾、中庄、高家村、西坪、赵家川口、冯家庄、花园沟、柳叶村、碾子村、高家沟。张闻天亲自设计调查表格，商定调查组织，制订实施方案。兴县调查仍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主题，深入自然村按户调查为基本方法。出发之前，他召开全体调查人员会议，作了《神府调查经验谈》的报告。

    张闻天到兴县调查不久，敌人于1942年5月起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直奔晋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兴县。在紧张激烈的反“扫荡”战争中，调查团与晋西北党政机关部分人员随敌情变化，自5月中旬至8月中旬，三次疏散到黄河西边神府县境。据张闻天《农村调查日记》载：1942年5月16日因敌入兴县，于早上过河；5月21日上午过河东、返任家湾原住地。这是第一次。第二次，6月25日因敌情关系转移河西，晚12时到后杨家沟；7月20日下午过河回任家湾。第三次，8月9日情况紧张又过河西；8月17日上午动身，下午2时回任家湾旧址。此外，张闻天还因牙痛于7月31日下午同甘泗淇一起过河西诊治，8月4日下午返回河东。张闻天虽在黄河两岸来回奔波，但对调查工作却一点也不松懈。张闻天亲自调查了任家湾和碧村，整理出调查报告《碧村调查》，着重研究土地占有变化和租佃关系。其他同志在张闻天指导下分别写出各个自然村的调查材料。可惜这些材料都已亡佚，估计是1947年3月党中央从延安撤退时销毁了。

    6月底《碧村调查》等兴县14个自然村调查材料分别整理完稿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