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和破坏者”。一是抓住张国焘自吹“抗日”揭露其真相，使人们认识他的“今天”，说明张国焘所说的“抗日”是他放的烟幕弹，实际上是要取消共产党实行投降，是要取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还从张国焘的“过去”与“现在”推测他的“将来”，指出，张国焘“今天已经向着叶青、柳宁等人方面急进，在他们那里寻找朋友，已是无疑的事实”；现在又向着当局卑躬屈膝、阿谀逢迎，其目的是“想在社会上找一个位置”，那也是无疑的事实，而“张国焘的《敬告国人书》就是他的投标广告”，“究竟谁将是张国焘的主顾，我们是毫无兴趣的！”但张闻天预料，“也许有人要把张国焘当作可居的奇货吧，要利用他来做‘反共’的‘特务工作’吧”。

    张闻天的预言果真又一次应验。张国焘脱党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把张国焘交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运用”。张国焘在重庆正式加入戴笠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成了挂着“少将”军衔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从共产党的叛徒，变成国民党的特务，这就是张国焘寻找的他在社会上的位置，就是他政治上的归宿。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面，三月政治局会议以后，王明仍旧继续推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在长江局的工作中仍然没有明确提出把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在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敌占城市附近放手组织共产党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民族根据地，他在组织上继续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党的纪律。1938年5月徐州失守以后，毛泽东集中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智慧，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为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的时候，张闻天也在杂志上发表纪念专文，着重说明九一八事变以来七年间，在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党派亲密合作，为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独立性的原因，反复论证“中共的独立存在与发展是绝对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载第43、44期合刊（1938年7月1日），署名洛甫。这同王明的右倾主张也是针锋相对的。但完全解决王明的问题还是通过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上，张闻天坚定地同毛泽东站在一起。

    六届六中全会于1938年9月顺利召开，同任弼时到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有密切关系，同王稼祥1938年8月初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直接有关。西安事变后王稼祥即从延安到西安待机赴莫斯科治伤养病。由于交通困难，他辗转多时，直到1937年7月初才到莫斯科，经治疗逐渐恢复健康。1937年11月，王明、康生、陈云离莫斯科回国，王稼祥即同邓发一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请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援助，包括给八路军武器装备。任弼时于3月5日启程，3月底抵莫斯科，4月14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了书面报告，5月17日又作了口头报告。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递交的书面报告和作的口头报告均收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1938年6月通过了两个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