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刊物上、会议上，我们并没有限制过他们宣传。他们在武汉《新华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我们周刊上一律照登。”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从三月会议后党中央对全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来看，张闻天在实际工作中对王明右倾错误的抵制和斗争是十分坚决的。张闻天同毛泽东紧密配合，根本不理王明那一套右倾主张，不失时机地指示各地积极创建、扩大、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抗日人民武装，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和放手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

    3月21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刘晓并江苏省委，指出在西安、武汉危急以至失守的形势下，在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极大可能，不仅已经被晋察冀边区的发展所证实，而且将由于敌占区的扩大而扩大起来；因此，要加强敌后方、战区与邻近战区的工作，扩大党的武装力量和民众运动，在敌占大城市“不要虚张声势”，并要从城市中调得力干部到农村中去领导游击战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2—473页。3月24日，洛甫、毛泽东、胡服联名致电朱瑞，指出“摆在冀晋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晋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为此，要求完成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团及地方游击队等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79页。4月20日，洛、毛、胡服致电聂荣臻、彭真，肯定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大体成功，指出“目前你们的任务中心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基础上去继续发展”，并提出“加强对部队的整理训练及党的工作”等意见。。4月21日，毛、洛、胡又联名致电朱彭、刘徐邓等，提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5月14日，中央书记处电示长江局、东南局及项英，新四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组织与团集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再次指示江苏省委，“目前中心任务，是加强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创立许多游击的根据地。”5月中旬徐州失守后，又立即向长江局作出“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的具体指示。毛泽东、张闻天等这一系列指示，坚定地反对了王明的右倾方针，有力地削弱和缩小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由于中共中央领导的正确，虽然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正面战场节节失利，形势极其不利，处境极其艰难，但在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却形成了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蓬勃发展的局面。这是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方针战胜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结果。

    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党内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张国焘的斗争。在1938年4月张国焘叛逃之前，张闻天参与领导了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揭发批判；在张国焘叛逃之后，张闻天进行了坚决的申斥与清算。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进驻延安后，即在中央内部开始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张国焘不得不在2月6日写了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勉强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在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党中央于1937年3月27日至30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延安会议”），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会议出席者有56人，包括红军军以上干部。在会上，张闻天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批判了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种种谬论和他的错误路线的退却和军阀主义的实质。毛泽东、凯丰、朱德、贺龙等也都在会上作了深刻的批判。一些受迫害的红四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