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总原则下的“博爱”、“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的态度，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的第二个要求，“就是要有中国古代哲人那种所谓‘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决不要为人们觉悟程度的不齐而表示失望，决不要轻视或鄙视任何思想落后与思想复杂的人；决不要以强迫命令的方法去让人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决不要对什么人都使用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和老调；对于人们的错误和缺点，要诚恳的劝导；要善于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群众的具体要求和情绪，去进行教育群众和说服群众的工作。

    张闻天对待人接物的态度和方法作了细致的分析与阐述，提出了这样一些具体的要求：谦逊与和气，尊敬与仁爱，自我批评的精神，真诚、坦白与婉转，言而有信，以身作则，群众工作中敬谨而周密。这些要求，弘扬了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中的精华的结合。

    张闻天的这两篇文章使广大青年深受教益，启发和引导他们将加强党性锻炼、个人修养同高尚的理想和实际的工作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同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目标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沟通起来，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以致引起日本宣传机关的注意。1939年东京出版的《支那共产党之现势》收录《论青年的修养》，编译者称张闻天是“中共军中第一论客”，说中共及其领导的军事斗争已经成为“世界一大难题”，是日本对中国作战的一个“肿瘤”，而中共领导的“思想游击战”比他们的武装游击战更其可怕。转引自程慎元：《张闻天研究在日本》，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

    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提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任务，这是继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几个决定之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决定指出：“为着巩固党，必须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7页。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创刊。这是中共中央办的党内的唯一刊物，要求全党同志必须阅读。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这个刊物的任务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从创刊号开始，张闻天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六篇论述党的建设的文章，这六篇文章是：《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党建”笔记之一）》（1939年9月22日，载创刊号）、《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1939年11月7日，载第2期）、《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1940年1月26日，载第4期）、《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1940年5月16日，载第7期）、《更多地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1940年6月20日，载第8期）、《关于党的两种工作方式》（1940年7月27日，载第9期）。对建设一个全国的、群众性的、巩固的党的伟大工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组文章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中的基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体现了张闻天自己在六届六中全会的组织报告中提出的“组织工作中国化”的要求。

    张闻天提出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来完成党的历史使命。他指出，“我们党内的很大弱点，即是还有很多同志善于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善于背诵上级党部的决议，善于根据自己主观的愿望而提出‘包罗万象的工作计划’，或是善于纵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