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页。张闻天与毛泽东、彭德怀和周恩来四人在三地主张一致，可见中共领导集体对蒋方针确已改变。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类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国国民党”的名字公开放在几十个党派团体的第一位。5月5日，为红军回师河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称“五五通电”），不再提“讨蒋”、“反蒋”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甚至有“促进蒋介石氏……的最后觉悟”的期望。可见，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审时度势，不为东征受阻的表面现象所动摇，在统一战线中加进了争取南京政府，甚至争取蒋介石，同他们联合抗日的内容，表现了驾驭复杂形势、运用政治策略的成熟。

    “五五通电”以后的曲折

    应该看到，对“蒋”策略的变动这时还只是开始。当时，“不发讨蒋令”，不提“反蒋”口号，并不就是从“抗日反蒋”方针转变成了“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方针。从当时的文电、宣言、讲话可见，这样做，主要是出于策略考虑，是要“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题目下，号召全国人民、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大原则，反对拦阻红军与捣乱抗日后方”，1936年4月9日彭德怀、毛泽东致洛甫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广田三原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1935年10月28日提出对华政策新方针，1936年1月21日明确为“对华三原则”：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中日共同防共。是因为“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两派”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致朱、张、刘、徐等电，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联日反共或联共抗日，尖锐提到群众面前”张闻天1936年5月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采取这种策略“最能争取落后人民与蒋系部队”1936年4月9日彭德怀、毛泽东致洛甫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可以促使南京政府和蒋系内部的分化。但如前所说，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是将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2月以来，对蒋策略确是有了较大改变。在“抗日”与“反蒋”的关系上突出“抗日”为中心；对外不公开提“反蒋”、“讨蒋”的口号，多用“抗日讨逆”的口号取代“抗日反蒋”的口号；在联合对象上，区分南京政府、中央军内部不同派别，从联合地方实力派进到联合蒋系中的联共反日派，如此等等。所以，5月5日“五五通电”发布之后，如果蒋介石确能有所觉悟，改弦更张，切实开始联合抗日的谈判，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方针由“抗日反蒋”转而为“联蒋抗日”，也就是自然的了。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如中共“五五通电”所希望的那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这时不但没有真正“觉悟”，而且很不“明智”，以为红军撤回河西正是他用武力消灭红军的机会。所以，这时他毫无谈判诚意，反而调兵遣将，派汤恩伯和阎锡山的部队西渡黄河，协同高桂滋部和井岳秀部进攻陕甘苏区的东北部，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陕甘苏区南部和中部，要“二马”（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的部队防堵红军西进。在国民党军队的合围、“进剿”之下，陕甘苏区逐渐缩小，连中共中央机关都不得不于6月下旬撤离瓦窑堡移往保安。既然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执意反共灭红，共产党与红军当然只能与之抗衡、周旋。此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估计是：蒋在“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对立的两派中，他毫无疑问把重心放到了“联日反共”的一边。所以，在东征回师陕北以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8日至9日）上，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