贻琦，叶企孙是理学院（院）长，一向梅贻琦因事外出，总是由叶企孙代行校长职务，即在抗日战争前后都是这样做的。直到解放后，还是沿袭过去惯例由叶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伪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是反动组织“中统”头字（子）陈立夫手下的第一名打手，与叶企孙关系相同于梅与朱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朱家骅不可能不拉叶参加这个反动组织。至于叶是否确系中统分子，我不了解。

    在清华反动组织“中统”骨干分子的分工上，据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负责职工方面的工作，戴世光负责学生方面的，吴泽霖负责教师方面的。沈履在一次谈话中还说到过叶在校内监视进步教师的一些活动。

    2.在清华的“应变委员会”：

    1948年底，解放战争迫近北京西郊时，“中统”反动组织见蒋匪帮的大势已去，曾召集它的成员组织“应变委员会”，先后召开过两次会。第一次是计划迁校。当时曾打算派李继侗去昆明，沈履去成都分别联系校址问题。拟派吴景超去南京找伪行政院秘书长蒋孟（梦）麟联系迁校经费问题等。同时还通知学校订购仪器、设备的外国厂商，暂缓将物资发运北京等活动。后因解放战争进展神速，他们的迁校幻想破灭，即召开第二次会布置潜伏下来，由各院、系于解放后仍抓住领导权不放，企图帮蒋匪卷土重来，实现他们继续统治清华的罪恶阴谋。第一次会是由梅贻琦主持的；第二次会是梅贻琦逃跑前在城内骑河楼清华同学会由梅贻琦召集叶企孙、吴泽霖、沈履等3人共同策划后，由叶、吴、沈三人回校在工字厅召集、由沈履传达的。

    根据上述情况，所以我认为叶是中统反动组织中的一员，而且是比较重要的。

    至于沈履与我所谈叶在校内监视教师进步活动的情况，是当时在谈到有些教师拒绝接受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粮时，沈说，叶企孙正在注视着这些教师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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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12月21日

    这是一组令人啼笑皆非的揭发材料。翁文灏、冯友兰等皆名重一时，如果他们揭发出叶企孙在国民党时期的“特务行为”，哪怕是一星半点，对专案组也是突破性的收获。但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在特殊时期并没有失去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做人的良知，尽管他们自己或许也正陷囹圄，朝不保夕，但他们仍屹立在自己的道德壕堑里，为后人留下了一世清明的身影。而后一种人，尽管信口雌黄，为叶企孙戴上了“中统”特务的帽子，但专案组办案人员明白，以他们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是难知叶企孙这样高端人物的端底的。令人笑翻的是戴世光先生，他的笔锋一转，将“中国统计学会”与“中统”“混”为一谈，真有侯宝林先生“关公战秦琼”的相声效果，让人忍俊不禁。这些从苍茫历史中飞出的笑声，舒缓了阅读这些历史资料时的悲凉与沉郁，一代清华人的魂灵由此浮现，清晰可辨……

    清华是有灵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