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我是1938年10月5日离开天津到上海，10月底到香港，11月10日在香港收到熊大缜的来信，熊大缜是从天津发到香港。信中谈到“吕鹿合婚”等情况，信中说：“林兄今日对生等印象不佳，现为生详为解说，不快之感已去，并愿与生合作编辑科学书籍之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林风对参加冀中工作不满，“编辑科学书籍”，此话是指参加冀中工作的问题。

    问：熊大缜在冀中工作与林风合作搞“编辑科学书籍”之事，你必须交代实质问题！

    叶：说不清……

    问：南方家中指什么？

    叶：是指西南联大。我给熊回了2-3封信，内容记不清了。我是从1938年11月底由香港回到昆明，1939年3月朱家骅从重庆给我来电报，电文是“生死未卜”，生死是指熊大缜在冀中被捕生死不知。朱家骅怎知熊大缜被捕之事？朱是从天津党政军办事处那知道的。天津党政军办事处知道我与熊大缜很熟，所以他们叫朱家骅给我打电报，我接到朱家骅电报后，给朱家骅回信，叫朱家骅营救熊大缜。

    问：还采取什么行动营救熊大缜？

    叶：我在1939年4月-5月到昆明找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叫陶孟和（社会科学所所长，在叶企孙领导下）帮忙，请他们再托人帮助营救熊大缜，但不久在昆明路上听说熊大缜死了。谁说的记不清了。

    叶企孙（签字，手印）

    1968年9月7日

    第二次提审（1968年9月4日，开始：8点40分，结束：11点5分。审讯人：云某某、李某某、孙某某、刘某）

    问：你在重庆都有哪些活动？

    叶：我从1918年同朱家骅认识的，是一同去美国的，在1918年8月在南京号轮船上认识的。朱到纽约，我到芝加哥。我在1924年3月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1933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时同朱家骅见面。他是地质组，我是评论员，议长是蔡元培，物理组组长是丁燮林（现叫丁西林）或李书华。1941年开始同朱家骅往来多了。1941年春夏时期，我在昆明受（收）到朱家骅的来信，叫我到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工作，担任总干事。当时朱家骅是该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党内的反动特务头子，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我应允朱家骅的邀请到了重庆做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要求朱家骅每周来研究院一次。孙中山纪念周，我因担任总干事因此也去了，开会地点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会场中我认识的人有翁文灏、顾毓琇（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陈立夫（教育部长）、段锡朋（训练团的人，和陈立夫是一伙的）。

    我在中央训练团作过两次报告。中央训练团是培养训练政治上的反动分子，参加受训的都是（国民党）党员。我讲课两次，中央训练团负责人是陈立夫、段锡朋、朱家骅。

    我去中央训练团所作的两次报告是应中央训练团的聘书而去的，所报告的内容是“科学问题”、“数理化”、科学的重要性等。

    在重庆的时间是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约两年，1942年时，我应邀在重庆广播电台用英文讲过物质的利用。

    在1941年9月以前，中央研究院和中英庚款董事会所办的地理研究所、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等4个单位成立了一个西北考察团，朱家骅是负责人，我看过西北考察团的报告。

    我在重庆参加过国民党国防科研委员会，是教育部组织的。这个委员会负责人是陈立夫和顾毓琇，我是委员。这个委员会是1942年成立的，是教育部邀请我去的。

    我在这个会上作过报告，内容是无线电、光学、航空等科学研究问题。

    我在重庆还参加过同李约瑟的往来，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