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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陈寅恪和吴宓，叶企孙虽然在思想感情上与他们有许多共同点，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几近相同，但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在处理专业和政治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还是不尽相同。或许是社会角色不同的原因，他与目光深邃的陈寅恪相比多了些激情和单纯，比儒雅风流的吴宓又多了些稳重和理性。吴宓在留学期间流露出懈怠和悲观时，叶企孙总是以锐意进取和卧薪尝胆的精神去影响他，当陈寅恪、吴宓对政治和时局发表看法时，他又是一位倾听者和学习者。在道德操守的高峰上，他们是凌云绝顶的3块奇石，只不过陈寅恪是嶙峋的那一块，吴宓的那一块身披绿苔、给人以浪漫的想象，而叶企孙则是貌不惊人却博得人们的惊赞。用平常心做非常事，成大事情做平凡人，这就是叶企孙一生的做人原则。像他这样身份的科学家，在抗日战争中亲率学生去抗日前线，又在日寇的眼皮底下运筹帷幄的，中国能有几人？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他身为代理校长，却情愿为学生拍案而起，为烈士扶棺怒斥国民党歹徒。他一心向往光明向往进步，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充满信任和热情，他原本对政治一无热情二无兴趣，但为了适应新时代，他努力学习政治，渐渐关心政治和时局，在他的日记中，用相当大的篇幅记录了新中国的国际形势、外交和军事情况。他关心政治，但不参与政治，并主动疏远政治，这是他与陈寅恪大同小异的地方。陈寅恪明确表示：“我决不反对政权，在宣统三年（1911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著作，并不学习政治’”。叶企孙与陈寅恪一样，求学时就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系列著作。他主张学以致用，而不是形式化、表面化，更不是去赶时髦。他曾问过一个学生，读过几部马列方面的书，学生答只读过《大众哲学》。叶企孙说，只读过一本书怎能进行选择和判断？陈寅恪正因为认真学习过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才作出他一生的选择：“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因为他们知道的有关俄国的东西太多太多，比如斯大林专制主义的建立和形成。

    一些学者曾这样说：“正是从斯大林那里，希特勒学到了对全体无辜人民进行斩草除根的艺术。我们不能抱着善心去抗击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却同时对600万苏联集中营的难民保持沉默。”同时，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一位有着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大知识分子，平生最快意的事情大概就是能自由“选择”了。

    据说“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个词语是俄国人最早启用的，当它传入英国之后，英语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便植入了“疏离者”与“审视者”这样的词意。在“知识分子”的诞生地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遭遇对后来使用这个名字的群体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作用。如果你以此为荣，你在使用这个名字时就要承担它的全部历史，承担它的光荣和屈辱，痛苦和责任。你命里注定不会从一而终，你永远是以疏离者和审视者的身份完成你的一生。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陈寅恪正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清醒地进行着自己的选择，包括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选择自己的学术判断，选择着自己的自由意志。陈寅恪与叶企孙虽为好友，如一对并蒂莲花开放在那个时代，但花朵的朝向却不尽相同。叶企孙的理想是科学救国，而陈寅恪却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展开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自由主义在中国是一株奇异的植物。这是一株刚刚萌芽即遭冰冻霜打的植物。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全貌。毛泽东最早施以批判的自由主义，虽然包括11种表现，但就实质来讲，所指的也只是这株植物上的部分枝叶，显然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