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改造是一辈子的事，为什么不能从长计议而非要搞疾风暴雨呢？一个个运动接踵而来，密密麻麻，无边无际，让人惶恐不安，人人自危，为了什么呢？人活着是为了运动还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有利于聚精会神搞科学吗？他是一个教育家，他过去并没有使用过苏联教材，不是也培养出诸多的人才吗？他并不一味排斥苏联教材，只是未经过实践检验的东西怎么就一股脑儿全部照搬呢？他是一个重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凡没有经实验的东西只能存疑，这才是科学家应有的态度。他想不通的还有，搞科学为什么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扯上关系？科学发展非要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吗？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抽象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终年累日与它作对，值得吗？为什么没人计算一下国家成本？就联系自己实际来讲，他这样一类知识分子，能算资产阶级吗？一无资产，二无资本，三无资金，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讲，将这“三无”之人硬扯进资产阶级队伍是不是最大的唯心主义？至于资产阶级思想，就更难以捉摸。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列主义的一贯思想，既然自己是“三无”的，岂能产生资产阶级思想？若说自己的思想结构，既有资产阶级的又有无产阶级的，还有封建阶级的，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既有保守的又有进步的，它们杂糅交错纵横密织，很难剥离，并且时时刻刻受环境的影响，很难用非黑即白去概括，即使硬性扯进“资产阶级思想”里去，也失之简单和偏颇。自己如此，别人亦然。既如此，何以在大学里要无休止地引入政治运动思想斗争？

    他想不通。

    他之所以每周进城上班，除了自然科学史本身的吸引力，还有躲清静的意思。从史料上得知，此时的北大正迅速向“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学”迈进，从1952年到1958年，仅从语义学和词源学意义上去研究这段时期的北大语言，凡是“文革”中出现的词汇，若找出处的话，十有八九诞生在这里。正是这些新语言和新思维，新措施和新行动，像胚胎般在北大发育成长，长成了北大式的小“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经伟人之手推广到全国。都说是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发明权却在北大。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和诞生地，北大第一个出现红卫兵组织、出现聂元梓之类的造反派，绝不是偶然的。

    一个以“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学”为办学目标的大学，却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发人深省。

    一个有着众多“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清华大学却培养出了诸多新中国的栋梁之才，令人深思。

    至今，经过院校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两所大学加起来的学术成果和优秀人才也难以与当年叶企孙的清华大学理学院成果相比。这里有台湾学者苏云峰先生提供的有关资料——

    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成就（1929年-1947年）

    理学院毕业生共515人，有资料者381人，其中，在中国大陆者311人，中国台湾29人，美国35人，中国香港6人。其共同致力于科学基础研究，及工业国防科技的应用和发展。在国防科技方面，中国自清季自强运动以来所追求的“富国强兵”，“富国”一直落实，“强兵”至六七十年代才告落实，“两弹一星”就完成在这批清华理工两学院学生手里。在理化生物和地质等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也比20世纪前半叶进步得多。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更加强了中国人的信心。

    物理系毕业生在中国大陆者68人，美国3人，中国台湾2人，中国香港1人。在大陆者有18人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氢弹之父”的王淦昌，“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即在其中。让我们进一步叙述他们的表现。

    王淦昌（1929级）为当代中国实验原子核、宇宙射线和基本粒子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