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找机会兼差。课余当教师，给商店当会计，甚至打午炮放警炮。昆明广播电台距学校不远，那里的编辑、播音员乃至机务，几乎全为联大同学所包办。当时沦陷区禁止收听短波广播，昆明电台用的长波，每天凌晨2点广播速度很慢的“记录新闻”，曾收到过上海学生的来信，说他们半夜起来抄录，次日悄悄相互校对、传阅。在电台工作的多在电台包饭，记得有一次发薪，纸条上竟是红字，原来还倒欠电台若干元。

    不仅经济上困难，还时常要跑警报。在坟头间上课、讨论，也是常有的。当看见吴晗先生或背或抱扶持他多病的夫人躲来郊外的坟地时，都默默地投以敬佩的目光……

    在这种困难时期，要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就好比是在贫瘠的土地上期盼丰收一样不可思议。但叶企孙和他的同事们却做到了。祖国水深火热的现状激励了有着高度爱国心的联大师生们，大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而是在困难中奋发向上，在困难中与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赛跑。他们用简陋的仪器一遍又一遍地记录着中国人的勤奋和自尊，用粗糙的双手一次又一次地攀越着科学史上一座座难以逾越的山峰。没有仪器，学生就自己制作；没有教材，教授们就自己编，整个联大仿佛是一列超速行驶的科学快车，所有的师生都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祖国就会有光明的明天，只要大家共同奋斗，科学就会降临中国。科学，也只有科学，才是那个苦难时代的希望之光。

    也许中国人天生就有愈挫愈勇的韧劲。联大的师生并没有在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之下屈服，反而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夹缝中求真知，在困境中立信念。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杨振宁、邓稼先和同学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那时候，学校条件差，日本的飞机又时时骚扰，晚饭后许多同学就会跑到昆明街头的茶馆里去，在那里边喝茶边讨论，许多科学的火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闪现出来的。有一次，杨振宁和他的同学根据哥本哈根对量子力学的诠释讨论测量的意义，从喝茶开始，一直讨论到茶馆打烊，回到联大，几个人还不尽兴，躺在床上又继续讨论，最后为了解决问题，几个人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伴着烛光查看了有关书籍，讨论才告一段落。

    李政道在回忆他在联大的学习生活时曾这样说过：“在科学事业上取得很大的成功是很不容易的，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除了付出极大的努力，要刻苦奋斗之外，必须有坚强的决心和信心。物质条件是次要的……我在国内学习的时候，国家正处于动乱时期。那时候的西南联大条件很差，十几个人住一间草房子，每两个星期还要捉一次臭虫，不然睡觉也睡不成。学校的实验设备就更差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放松学习，相反，大家对学习抓得很紧。不少著名学者像黄昆、朱光亚、杨振宁和我都是西南联大出来的。后来到美国学习，也不因国内条件差，就低人一头。无非是一些仪器、设备国内没见过。没见过的，看见一次就知道了，用两次就掌握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茅草房、破衣衫、“八宝饭”、防空洞、烽烟里……这样的办学条件可谓世所罕见。但就是这样的简陋条件，却创造了令人拍案称奇的辉煌成果。在抗战的8年中，联大除为国家输送了7届本科毕业生之外，还输送了两届留美公费生（抗战前共输送4届），从这些闪光的名字里面，我们是否可以看到为中国的科教事业尽心竭力、无私忘我的联大老师们山峦般的身影呢？

    他们是：

    第五届：汪德熙（化工）、陈耕陶（农化）、胡宁（金属）、励润生（采矿）、黄培云（冶金）、陈梁生（土力）、朱宝复（灌溉）、叶玄（汽车）、屠守锷（航空）、吕保维（无线电）、梁治明（要塞工程）、孟庆基（战车制造）、黄家驷（医学）、蒋明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