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同学。我去山东济南大学后，每次回北平总和他见几次面；我到燕京大学后，又和他同住一间宿舍里。他的喜、怒、哀、乐我是清楚的。我当然知道他是不会参加国民党为蒋介石卖命的。为什么现在在“逼、供、信”的情况下，他就胡说起来，将没有的事说成“有”呢？他虽然没有“胡攀别人”，但我对他这种不实事求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也很不满意。

    到了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又将我们关押起来。大概房屋太少，加之要审问的都审问过了吧，关押时将我和李猛、李广信、门本中（阎裕昌）、那个技术研究社里的姓毛的，和几个与“熊案”无关的人，一起关押在一个屋子里。这屋子一半是炕，可以睡四五个人；另一半是平地，铺上些茅草，也可以睡三四个人。屋角有个小便桶。此外什么也没有。

    我通过和李猛、李广信等的小声交谈，知道这案子里的大部分人是在冀中被扣押的。和熊大缜接触过、有过来往的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和技术研究社的工作人员，差不多都被牵连上了。被关押以后，一般都受过“逼、供、信”性质的拷问。李猛和李广信：一个是平津来的学生，又担任过供给部的秘书长；一个是熊大缜的同校同学，又是技术研究社的工作人员，当然成为审问的重点……（《敌后军工生活回忆》）

    冀中锄奸部似乎对“逼、供、信”的手段充满了迷恋。或许其中有些人受到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刑讯逼供，受过老虎凳、辣椒水、竹签插、铁板烧等非人的折磨，或许这些手段使他们害怕过恐惧过，因此才会对这些中世纪的刑狱手段充满信任和期待。而真正的革命者从来不畏惧皮肉之苦，也从来不会被征服。现在锄奸部的审讯者们将这种手段集中用在了熊大缜身上，将他打得遍体鳞伤。此时正值日军大扫荡，熊大缜已经不能走路，这给锄奸部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战士们轮流用门板抬着他，从冀中一直抬到冀西，最后又回到唐县。

    躺在担架上的日子里，熊大缜以仰望苍天的姿势完成了自己的“天问”。这是一部永远发表不了的作品，它在熊大缜的腹内上下翻滚，像潮水撞击堤坝。想想自己放弃留学，推迟结婚，冒着生命危险来冀中抗日，一年来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创立技术研究社，改造修械所，为战士制造枪炮子弹，筹来钱财保障部队的衣食住行，出色地完成了军区交与的各项任务，谁料到头来却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棍棒交加苦苦相逼，欲置死地而后快，他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想不通。

    他的眼眶里流淌的不是泪，而是血。

    躺在担架上的日子里，熊大缜常常会想起自己的恩师。他觉得对不起叶先生，他是那样一位品德高尚的哲人，一位纯粹的爱国主义者，一位自己最敬重的人，但自己却把最污秽的脏水向他头上泼去。所幸他老人家远离冀中，锄奸部奈何他不得。学生如此行事，实属无奈。有朝一日冤案解除，若见到他老人家一定负荆请罪，求他宽宥……

    他坚信自己是无罪的。躺在担架上，仰望苍穹，心里总回响“仰不愧于天”这句话。他渴望活着，只有活下去，才可能证明一切。生性乐观的他总心存希望。他生性爱美，即使为阶下囚，他也请求战士每天用技术社自制的肥皂把毛巾洗净让自己擦脸。他甚至要求找来理发师，剃掉自己的一大把胡子，这把胡子完全是为掩盖自己的年轻和稚气而留的，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实际年龄只有28岁。但现在似乎多余了。他想还自己本来面目，让一张英俊的面庞平静地面对春天的太阳。他更想医好自己的双腿，让自己的好脚力重新回来，即使不再当部长而去当交通员，就像叶先生的交通员张瑞清那样，以一个足球运动员奔跑的姿态跑遍冀中每一个角落。他还想还自己另一个心愿，就是劫难之后立即补习一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