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带刘维先找到一个叫王崇植的人。王时任开滦矿物公司副经理，是叶企孙在清华上学时的同学。因为是同学关系，叶便直言不讳地将来意说明，王表示支持。王崇植在开滦矿物公司负责矿山开采技术工作，他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向冀中区提供制造烈性炸药的原料。王崇植与叶企孙虽说是清华同学，但他却是国民党党员。因此时正是国共两党合作统一战线时期，对冀中区的抗日爱国行动，他是非常支持的。

    为了弄到无线电台，在王崇植的介绍下，他们又认识了当时活动在日伪占领区的“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负责人王绥青。所谓“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组织。王绥青可能是国民党在这个机构的代表，而中共方面显然也有代表参加，据史料显示，原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就知道此事。而另一位知道此事的领导人朱其文还曾担任过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在该办事处工作过。王绥青也答应给予解决。

    钱伟长先生此时也没有南下，他暂时住在北平其叔父钱穆家中。他回忆道：“到12月，叶师和熊大缜忽然到我家，要求在我家存放一批干电池和电阻电容，并由熊告我，他现在已正式在任丘的吕正操部下建立冀中区，这是该区急需的后勤用品，不多日又在家商议如何购买西什库大街一家干电池厂的全部器材问题，后来发现该厂仅有的两个工人都是任丘人，他们也正想回家，好容易花了两千多元就买了下来，运到西四北大街，存在一家古玩店里。后来有人和这两个任丘人一起偷运到了冀中。那年年底，又用叶老师的钱买了一台手动的台式压床……”（钱伟长《怀念我的老师叶企孙教授》，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19页）

    后来，叶企孙又托钱伟长找汪德熙，动员他去冀中军区指导制造烈性炸药，“汪德熙知道这是叶老师的意见，当即表示去冀中，估计半年可以完成，约好后在津会合，同去南方”。在天津，从王崇植那里弄来制造炸药的原料后，再制成炸药秘密运送到冀中区，这个制造炸药的工作，叶企孙就交给学化学的研究生林风去完成。而为了加强冀中军区的技术力量，叶企孙又将葛庭燧、阎裕昌等人派遣到冀中，使技术研究社在极短的时间内初具规模，很快投入工作。

    实际上，天津的清华同学会和林风工作的地点，此时已成了冀中区的秘密联络点和地下采购站，而叶企孙就是总负责人。张方先生在自己撰写的《敌后军工生活回忆》中曾说：“我已经听说，冀中军区供给部在天津有一个‘采购站’，那里表面上是个煤铺，实际上是为采买和运输冀中军区所需物资作掩护用的。”此言不虚。我们在不少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看到的日伪时期活跃在地下的秘密联络点、交通站等称谓，在叶企孙这里，虽然没来得及命名，实际上都存在着。张瑞清就是叶企孙的秘密交通员：“1938年3月间，物理系仪器保管员阎裕昌忽然来我家，向我介绍了冀中军区的情况，并约我去那里工作，我完全同意并约定时间，他带我到天津与叶企孙先生见面谈话，然后我俩就通过保定市的日寇封锁线进入冀中抗日根据地了。沿途我少说多看，注意环境情况。到了冀中军区领导机关，没想到我的上司竟是清华大学足球场上的球友熊大缜。我俩商谈之后，派我的工作是：往返平津，出入冀中，进行带人出入冀中军区和购物等工作，也就是当交通员，我高兴地应承了。”交通员的工作危险而又辛苦，许多年过去了，张瑞清老人仍清晰地记得他曾完成过一次特殊的任务：“岁月太久，当年做的交通工作都难以记起，只记得有一次要我从北平带一团直径约十公分以上的紫铜线球，我感到这东西很容易被敌人发现，于是就把铜线弄直，从裤腰处往下穿到裤腿尽头，再折回裤腰，反复多次，终于把整团铜线串进了一条绒灯笼裤里，这才顺利地通过敌人的重要岗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