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存于世的有关文本，这些材料证明，二人从相互吸引到终成知己，大概缘于共同的爱好。

    叶企孙少小即有数学天赋，在清华学校时即发表《中国算数史略》。他在结语部分曾这样分析道：

    读史徒知事实，无补也。善读史者观已往之得失，谋将来之进步。我国算学，如商高刘徽祖冲之王孝通秦九韶李冶李善兰华蘅芳辈，其将卓绝千古固无可疑。而观其全局，其进步卒远逊欧西者。其故有四：（一）乏统系之研究。历观古算书，大多一题一法，而不会通其理。后世习而不久，既无公理，自难发达。欧洲则受希腊之影响。希腊人研究数学，极有统系者也。（二）传习不广。古史难稽，自宋以后，习者极少，此线将绝，故称算学曰绝学。一人特起，继续研究，则曰继绝学。欧洲中古，虽称黑暗，然习几何学者尚多，此其效卒影响于后日。（三）囿于旧习。古算式难言，而十三世纪之四元算式，载籍具在，其不便不待言。而清乾嘉之际，学者犹用之。虽知不便，以为元人成法，不思改也。而代数学卒以此不进。欧洲之代数式，十七世纪中尚极不便，二百年中，积极改良，至于今况。即此一端，其影响于算学全局，已不浅矣。（四）自然科学不发达。苟无天体力学，奈端未必深研微积。苟无电学，虚数永为无用。苟观测不求精，概率学必不发达。自然科学，非用数不精，而数学进步，尤待自然科学之需用而激起。欧洲自十六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逐渐发达，我国至今方萌芽，此亦数学不进之一故也……（《中国算学史略》，叶企孙著，《清华学报》第2卷第6期）

    从以上文字中可以得知，叶企孙对中国数学的历史与现状曾有过多么深入的思考。以他这样的专业水准，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倘若与熊庆来这样的数学名家相遇，由于内在质量的吸引，肯定会有惺惺相惜的表现。无独有偶，在熊庆来的儿子熊秉明写的纪念其父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讲起全国第一次数学名词审查会是很有趣的。时间大概是1923年。要讨论的是一些“函数”、“积分”等最基本的译名。有陈建功、姜立夫等先生在杭州西湖上雇了一条船泛舟讨论。以上的细节我的日记可能有误，但我要说的是：他们那一代的中国数学工作者，就是一条西湖的小游艇可以载得起的。（《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宗璞、熊秉明主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

    或许正是“物以稀为贵”的缘故，成就了二人的知音之谊。

    还有一条可资凭证的线索。翻阅二人的有关资料，二人都常常以充满激情的口吻讲述法国大科学家巴斯德的故事。叶企孙《物理学及其应用》演讲稿中这样写道：

    巴斯德想大家都知道。《life of pasteur》一书应该人人都看看。首先，他研究“有生命之物可否自无生命之物中生出”这问题。结果，以可靠的实验方法证明不能，这个研究似乎为纯粹的研究，似与实用无关，然这是“微生物学”之始，为近代医学重要基础之一，其实用价值何其重大！

    而熊庆来则更多的是给自己的孩子们讲巴斯德的故事：

    关于巴斯德，他还讲过许多动人的故事，我不能在这里多记。总之，在乡村私塾里吸收的传统精神和在西方接受的启蒙思想、人文主义都融为他人格中活泼有生命的成分。他讲巴斯德的故事，阿基米得、伽利略、牛顿的故事，一如他讲《左传》、《战国策》，给我们幼小的心惊讶和启发，似乎在未来生命的海洋上看到隐约的航线。（《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第125页）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东南大学的日子里，那本《life of pasteur》或许是二人友情的红丝带。而使二人成为挚友的根本原因还是共同的志向：走科学救国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