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场上，岂容书生抖擞？

    尽管曹云祥也是读书人出身，尽管他也出国留洋在西方学了若干自由和民主，尽管他使用拖刀计时微微觉得自己有些卑微，特别是对付梅贻琦这样的人，与之相比，会陡然觉得有些萎琐，但他全然顾不得了。既然已拍马回头，既然那只隐在暗影里捉刀的手已亮出利刃，而尘埃里已现出朦胧的头颅，他就只能举起刀来……

    从现在的资料和有关书籍中证实，曹云祥这个秘而不宣的计划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首先反对张彭春的人中竟有跟他搞课程改革的人，比如课程委员庄泽宣等。由此可见，若不是梅贻琦倾力支持，或许计划伊始就会流产。另外，有关张彭春继任校长反对最甚者竟是清华的少壮派。苏云峰先生《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据张彭春自己的分析，反对他的是清华校内一个.l.（不知其名）的野心家，除了王文显，都是清华的少壮派。”

    从吴宓日记中也可以看出，叶企孙在拒张活动中，一直扮演着与他的恩师梅贻琦完全不同的角色。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双峰并峙的情况呢？苏云峰先生在其著作中似乎回答了这个疑问：

    由于教育界一直视清华为“肥肉”，有势力的社会团体或个人都想插手清华，遂与清华师生产生冲突。根据张彭春的日记，我们发现觊觎清华者，在北方，除了南开以外，有北京大学留法派的李石曾、留英派的“现代评论”陶孟和等人。在南方，为东南大学集团，包括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和黄炎培、陶行知所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保卫清华者为外交部、美国大使馆和清华师生。在清华教师中，亦有派系倾轧问题，受清华长期教养出身者为主流派，直接考选留美、短期插班生和留美津贴生等均为非主流派。主流派“怕北大人或南开人得势，控制了清华每年六七十万元的经费”，处处提高警觉。张彭春和梅贻琦均为南开出身，且是第一、二批清华公费留美生，唯此时均属非主流派。

    在北方，南开比北大捷足先登，梅贻琦是最早进入清华的南开人，第二位是金邦正，金之能于1920年出任清华校长，是南开的严修和张伯苓打出的另一张“王牌”。金被逼辞职后，南开受挫。张彭春是第三位。张于1923年7月出长清华教务，南开寄予厚望。张对清华之人和事处处不满，力图改革，以拓展南开在清华势力，但遭遇清华主流派反对，仅得梅贻琦等少数人支持。钱端升（1900-1990）是北大在清华的一颗种子，唯此时尚未发芽。

    在南方是黄炎培、郭秉文、陶行知所领导的东南集团。也为改进社重要成员的张彭春就露骨地说黄炎培、郭秉文、陶行知三人是“教育督军”，陶想当吴佩孚。陶除了推展平教运动外，对清华也极感兴趣，1923年元月他说清华停派留美女生，是忽视女子教育的证明，草拟“清华建议书”，有意介入清华。3月5日张彭春就指出，改进社“这一群自号为大教育家的，对于清华一定要设法干涉，要他们的人在里面拈一部分势力……现在恐怕清华也要落在他们手里”。不出张之所言，陶5月便在他主编的《新教育》杂志上，以“梁达”的笔名，说在外交部管辖下，清华几无成就可言，主张应先“聘请全国知名的教育家，研究董事会组织法和改革纲要”，然后再由“全国领袖人物”，“组成独立的董事会”去管理清华。8月，陶利用到清华谈改进社召开年会的机会，向清华学生演讲，要他们“做全国的领袖”。后又用平教会的名义，建议曹云祥与张彭春改组董事会的办法。陶明白地表示，教育改进社之黄炎培、郭秉文都有意参加清华董事与校长人选，并谓外交部之聘请张彭春任清华学校教务长，目的就在以南开来抵制东南大学集团。但陶的活动没有发生作用，因为1922年以后，纷纷返校任教的清华留美同学，不仅逐渐取代了美国教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