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多年，但她物理学的所有基础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她毕业后曾到浙江大学当了一年助教，而后又到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研究“原子内部的奥秘”，这些经历证明她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能力。她在美国被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美国科学家认为不可或缺，这一切都证明了她的物理研究水准。在当时世界科学的前沿，就这样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

    她的导师施士元，此时早已从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那里学成回国多年。当时居里夫人的实验室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原子核分裂现象的三个源头之一。施士元师从居里夫人，而吴健雄又师从施士元先生，而施士元正是叶企孙安排到居里夫人那里去就读的。从这种传承之间，我们或许会发现历史的某些线索。在居里夫人实验室读博士生的施士元，还曾受叶企孙之托，向居里夫人购买了0.5克镭。1933年8月，施士元从欧洲回到上海时，适逢叶企孙在上海召开中国物理学会年会，在会上，叶企孙还邀请施士元介绍了他的研究情况。

    而被中国科学界称之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王淦昌此时也从欧洲学成回国。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王淦昌的博士生导师就是欧洲研究原子核分裂现象三个源头之一的麦特勒女士。

    施士元、王淦昌都是叶企孙的大弟子，他们毕业之后都留学欧洲，一是师从居里夫人，一是师从麦特勒女士，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

    而王淦昌、施士元之后，又有赵忠尧、赵九章、钱三强、王大珩、龚祖同、陈芳允、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等等从叶企孙、吴有训麾下走出的清华物理学人，走向欧美科学界的尖端科学，基本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已是大部学成。从叶企孙学成归国到这批科技人才队伍育成，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叶企孙以他一以贯之的科学救国的思想和科教兴国的战略目光，运筹帷幄，筚路蓝缕，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完成了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的储备。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20世纪之初飞速发展的物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标志的学科。在物理学中，原子核分裂现象研究是这个学科的前沿，谁能成功地进行这项研究，或者说谁拥有这项研究的能力，谁拥有这项研究的人才队伍，谁将拥有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原子时代。

    倘若历史是棵大树，我们探寻的目光深入到它的根部，就会发现实际上它的走向在20世纪之初就已经分布好了。谁在那个时代能洞察未来，谁对物理科学研究最注重，谁最注意培养科技人才，谁就将在21世纪获得最蓬勃的发展。历史决定现在，现在决定未来，这就是叶企孙先生馈赠这个时代最丰富的遗产。

    当叶企孙们身处异国的时候，当西方世界在物质生活和前途事业方面诱惑他们的时候，叶企孙平时显露的科学救国思想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皈依祖国。

    王淦昌在柏林大学师从麦特勒教授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即将回国时，一位德籍教授拉着他的手深情地说：“密斯特王，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实验设备都不齐全，你在世界物理学界很有发展潜力，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不在东方，你回去将会影响你的前程……”而这时王淦昌头脑里闪现出来的就是叶企孙先生的教导：“但是，七年来叶师的话——‘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始终伴随着我，科学与爱国是不可分离的。我对他说：‘先生，你说的对！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科学也是没国界的，但我们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我是中国人，在中国有我的妻子儿女，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刻，我应该回去！我的国家需要我……’”

    赵忠尧、赵九章、王大珩、钱三强等人都遇到过相似的经历，但他们始终牢记着叶师对他们说的话，毅然回国与恩师叶企孙同赴科学救国之路。

    顾毓琇是叶企孙的同学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