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将锡匠杀死。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将榇放在龙■上，每天早晚照常上膳。大军继续朝京师进发，同时派人密报太子。

    太子朱高炽不久即位，这便是仁宗。朱棣被安葬在天寿山长陵，与徐氏合葬，尊谥称“启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闹大礼，要尊本生父母，于是修改朱棣谥号为“启天宏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则称成祖了。

    明成祖朱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皇帝，不用说在明史上，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应该占有重要的一席。然而朱棣果真是个圣主贤君吗？这是个颇费思索的问题。如果要从官书的记载中找一些材料证明他的贤明，那是很容易的，比如他关心民生，勤于政事，永乐元年他曾说：

    朕即位未久，曾恐民有失所，每宫中秉烛夜坐，披阅州郡民籍，静思熟记，何郡近罹饥荒，当加优恤，何处地迫边鄙，当置守备，旦则出与群臣计议行之。近河南数处蝗旱，朕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

    比如他安不志危，勤读不怠。永乐九年二月癸卯，朱棣在右顺门披览奏章，御案上镇纸金狮欹侧将坠，给事中耿通赶紧移置案中。朱棣就此做了一番说教：

    一器之微，置于危处则危，置于安处则安。天下，大器也，独可置于危乎？尤须安之。天下虽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谨。小不谨而积之，将至大患，小过必改，小不改而积之。将至大坏。皆致危之道也。

    他还曾说过：

    朕德谅薄，托於万姓之上，惧弗克负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夫戒谨者，治之所兴，宴安者，乱之所自。

    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朱棣确实是个勤奋的皇帝。永乐初，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处事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曾敢自暇逸”，“诚虑天下之大，庶务之殷，岂可须臾怠惰！一怠情即百废弛矣。”有人建议他务简默，他回答说：“人君固贵简默，然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广询博闻然后得之。”“不如是不足以尽群情。”因此他事必亲闻。他曾指责通政司“四方奏疏非重务者，悉不以闻”。他说：“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虽细微事不敢忽。盖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于听受不厌倦也。”他曾令人将中外官员的姓名书写在武英殿南廊，间暇观之，以熟悉政情。

    又比如，比起后世皇帝，朱棣还算节俭。他曾说：“内府所贮，皆天财，待赏有功，虽朕不敢妄费。”永乐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里衣袖敞垢，纳而复出。侍臣有人称赞他的贤德。他说：“朕虽日十易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濣濯更进。”这一点颇受朱元璋的影响。他说：“昔皇妣躬补缉故衣，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富贵勤俭如此，正可为子孙法．故朕常守先训不忘”。

    其他，如朱棣说“治贵得大体”，不必拘泥细故小事，“君臣贵相与以诚，谀佞非治世之风”，“国之兴废，在德，不专在数”，“一人苟有德可传，何必百岁之寿”，“一物之异常有之”，算不得祥瑞，“海宇清明，生民乐业此国家之瑞”，以及认为“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等等。

    以上所举，虽不为无据，但若仅以此称朱棣为圣明，尚不能令人心服。众所周知，官书之溢美，史臣之阿谀，是不遗余力的。

    另一方面，明成祖朱棣急于建立功业，虽欲留圣主贤君之令名，实欲洗以篡权夺位的乱臣贼子之耻。看他五出漠北，迁都北京、开设贵州、修《永乐大典》、郡县交阯、派郑和下西洋、派陈诚出使西域，无不赫赫煌煌，超迈前古。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