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后来黎氏篡陈氏而夺其位，所必当讨。而是时求陈氏之后立之不得，故郡县其地。果若陈氏今尚有后，选择立之，犹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朕对曰：‘朝廷若行此事，诚帝王之盛举。’皇考笑曰：‘此语未可轻洩。’然藏在朕心未尝忘。朕今思之，若陈氏果有后，选一人立之，使供藩臣之职，三年一贡，如洪武之制，用宁其民，而中国亦省兵戍之劳，岂不可乎？如此，不免论者谓朕委弃祖宗之业。然继绝兴灭，实我皇祖之志。’其时朕虽髫年，尚记一二……卿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

    我想，这绝不仅是修实录的史臣为以后不得已撤军杜撰出来的遁词伏笔。相反，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宣德皇帝才对交阯的战事不积极，对战败者不加重罪，直至正式撤军。

    安南之役在周边地区也有反响。朝鲜听到这个消息后，太宗李芳远对群臣说：“闻皇帝征安南，安南人束手就戮，无有敌之者。”工曹判书李来回答道：“以天下之兵，伐此小国，谁敢有敌之者！”李芳远说：“不然，兵在精不在众，岂可执一言乎？且安南国王奔告于皇帝，则帝之此举，不得不尔。我皇帝本好大喜功，如我国少失事大之礼，必兴师问罪。我则以为，一以至诚事之，一以固城垒、蓄粮饷，最是今日之急务。”诸小国是愿意与明朝和平交往的，他们甚至不惜俯首事大。但是，如迫不得已，也会起而反抗。

    郡县交阯，无疑也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然而却正是朱元璋所告诫的“倚富强，要战功”。事实证明，“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在于其地小民少，而在于难于控制。朱元璋主张“以不治治夷狄”，把安南等定为“不征国”，其用心是深远的。朱棣声称“四海之内皆赤子”，虽然应当地军民耆老请求郡县其地，结果还是造成了连年战乱。最后撤车是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