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标榜自己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者，想要作为一位盛世名王留于史册，最能反映朱棣这一思想的是他亲自编篡的《圣学心法》。他“修文竟武，灭虏迁都，终其身不敢自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这种思想驱使。

    《圣学心法》成书于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是一部帝王教科书。其时，朱棣即将巡视北京，随向翰林学士胡广等出示一书，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由唐汉至宋，其间圣贤明训，具著经传。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间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胡广等“■览毕”，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印以赐。”朱棣曰：“然。”遂名曰“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这便是《圣学心法》的编纂缘起和它的大致内容。

    在历代帝王中，朱棣最称许唐太宗，称其事功而追慕之。他曾说：“若唐文皇帝，倡义靖难，定天下于一。躬擐甲胄，至履弘堂而登睿极。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作《帝范》十二篇以训其子，曰饬躬阐政之道在其中。详其所言，虽未底于精一执中之蕴，要皆切实著明，使其子孙能守之亦可保为治，终无闺门藩镇之祸。”因此，也可以说《圣学心法》是朱棣模仿唐太宗的《帝范》之作。

    关于成书的原因朱棣还说：“朕常欲立言以训子孙，顾所闻者不越乎六经圣贤之道，舍是则无以为教，尚何舍哉！故于几务之隙，采古圣贤嘉言，编为是书。”因而，该书可以说是历代“圣贤”治国方略语录之大成。然而，虽然此书是采集古人言论而成，但表述的却是朱棣的政治观念，特别是卷首洋洋六千余言的序，更是夫子自道。朱棣说：“不观吾言则无以观吾之用心，不知吾之用心则不能窥圣贤之阃奥。非欲其法于吾言，实欲其取法于圣贤之言也。”所以，它是研究朱棣政治理想的集中而有代表性的材料。

    从《圣学心法》看，朱棣所标榜的儒家政治思想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敬天法祖

    天，天命的观念，自产生以来，便与政治密不可分，被统治者利用来作为加强自身权威的工具。以后历代，天命观虽迭经发展变化，但仍不脱君权神授的圈子。他们对天既敬且畏，唯恐天命不佑，同时又借天命畏人。作为最高统治者，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西周以来天命观中的许多内容。

    由于时代的限制，朱棣不可能摆脱对天的神秘观念。苍天高高在上，无言无视，而又无时不监，无时不保，世间万事万物无法逃遁，除将其神化，是无法做出其他解释的。朱棣承袭了天人感通之说，其感通之处，在于人的“敬”与“不敬”。敬则受天命之眷佑，否则遭天命之遗弃。因而朱棣说：“吉凶晦否。匪降习天，实自由于人。”何者为敬？“法天之行，体天之德”，按“天道”行事，则为敬。又何者为道？“天道不言，四时行而万物生”，“天道至诚无息”，“天道至公无私”。因此，要以自然无为治国，要以教化服天下，要以“至诚无息”、“至公无私”安天下。如此，则“上天眷顾，四海安”。如果“所行差忒”，便会造成“天命去之，人心违之”的局面，要想延长须臾的统治，也是不可能的。

    朱棣说的“人”有两层意思。前者“实自由于人”，这人主要指人间的统治者，即人君。这个“人”必须按照天道行事，才可能成为享受天命眷佑的圣人，不然就不会受到上天眷佑。后者“人心违之”这个人，是指被人君统治的众人。这个“人”是天下安与不安的根本。虽云“天命违之，人心去之”，实则是“人心违之”从而“天命去之”。君主按至公无私的天道行事，则人心顺畅服从，天命便会眷佑，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