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做清洁工。

    她的周末通常是在乡下———奥尔索普庄园和父亲及姐姐们一起度过的，或参加她一些朋友的家庭晚会。她在诺福克和西希思学校的朋友和同学亚历山德拉·洛伊德、卡罗琳·巴塞洛谬等人那时都住在伦敦，仍然是她的知己好友。

    1978年9月，她和朋友卡罗琳一起在诺福克度周末。正是在这个时候，她突然有了一种恼人的预感。朋友向她询问她父亲的健康状况，她的回答令众人大吃一惊。她不自觉地说父亲“不行了”。“他若要死，就会突然去，否则，是会活下来的。”第二天，电话铃响了，戴安娜知道是有关父亲的消息。果真如此，斯宾塞伯爵突然大面积脑溢血，倒在奥尔索普庄园的院子里，被送到北安普敦总医院抢救。戴安娜急忙打点行装赶到家里，与姐姐和弟弟共渡难关。

    病情严重，医生认为他熬不过今晚。如果父亲去世，那么继母的统治即将结束。雷恩似乎很知趣，她对珍妮的丈夫说：“我明天一早就离开奥尔索普。”在他们的父亲奄奄一息之际，孩子们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度过了两天两夜。后来医生们宣布还有一线希望，雷恩便安排了一辆私人救护车，把他送进伦敦中区王后广场的国家医院。在那里，他在昏迷中躺了好几个月。在全家守候父亲的这段时期内，孩子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这位继母之蛮横固执———她不让孩子们去看望病危中的父亲。她指示护士们阻止他们去看望毫无希望地躺在私人病房里的斯宾塞伯爵。

    在这父亲病危的期间，继母和孩子们的怨恨全面爆发了。医院的走廊里激烈的吵闹声不绝，伯爵夫人和萨拉像两只斗红了眼的公鸡，互相指责。

    11月份斯宾塞伯爵病情再度恶化，但在一种名为“阿斯洛西林”的德国药品的作用下，伯爵终于醒了。1979年1月，他终于出院。雷恩和他在帕克大街的多切斯特饭店租了一套昂贵的高级套房，开始了为期9月的康复治疗。

    在戴安娜的父亲中风前几天，她报名参加了一个烹调训练班。有3个月的时间，她乘地铁去温布尔顿伊丽莎白·拉塞尔的家，学习制作各种美味的调料、蛋糕和起酥甜食。她的同学都是爵士、公爵、伯爵们的女儿。她参加这一烹调课程是由于她父母坚持。当时她不觉得这个课程有什么意思，但似乎比天天坐在打字机前面要好一些。她无法集中精力来学习是理所当然的。有时她馋的天性占了上风，时常因把手指伸进装满黏糊糊的糖汁的锅里而挨骂。这个课程结束时，她的体重增加了好几磅，还因她所付出的努力得到了一张结业证书。

    1979年7月，戴安娜搬进了价值5万英镑的三睡房公寓，这是父母送给她的成人礼物；考勒赫恩60号不久成为英国最有名的住址。戴安娜一搬进这座公寓，就立即着手以一种亲切但简洁的格调来对房间加以装修。原来是白色的墙壁重新刷成菘蓝色，起居室刷成淡黄色，而盥洗室则呈明亮色调而带有小红点。

    戴安娜曾答应她童年的朋友卡罗琳·巴塞洛缪，说自己一旦有了属于自己的住处，便给她一间房。她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索菲·金博尔和菲利巴·柯克也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当年8月，戴安娜和卡罗琳又多了两个伴儿：安妮·波尔顿和弗吉尼亚·皮特曼。她们4人中数戴安娜的年龄最大。在她与查尔斯亲王的恋爱过程中，这3个伙伴自始至终都和她住在一起。

    作为房东，她收每人每星期18英镑，并轮流打扫卫生。她当然住最大的一间房间，里面有张双人床，她的卧室门上贴有“女主人”字样。卡罗琳回忆说：“她像一只小母鸡似的到处走动，手上老戴着副橡皮手套，但那是她的房子。当你站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的时候，你当然也会为之十分骄傲。”

    尽管戴安娜和弗吉尼亚都参加过高级的烹调技术班，但姑娘们很少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