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只有两个多月了，国人心急如焚。刘长春毅然于1932年5月初在《大公报》发表声明：

    “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是中国人，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当头一棒。

    而此时，于希渭却还在东北，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严密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不得脱身。当刘长春南下上海之时，曾暗中相约于希渭也从大连乘船南下。由于日本人的阻挠，加上交通不便，于希渭终未能成行。于希渭不得已称病在家，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另一个可资利用的选手。

    人们都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政府如何动作。

    全国体协是很想派员参赛的，曾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申请。等啊，等啊，眼看到了5月初，教育部终于开了金口：鉴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决定不派遣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体协自己无钱可筹，看来又只能象上届奥运会一样派个代表去观礼了。

    国民党政府对世界奥运会的冷漠与麻木不仁，给了伪满洲国以可乘之机。这再次显示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民的政府，奥林匹克运动是绝对不会兴旺发达起来的。

    “为何不派刘、于二位选手作为中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呢？”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多方面的赞同。可是钱又怎么办？

    就在这时，一个留着背头、身着西装，有几分儒雅文风的中年男子走进了张学良将军的公馆。此人便是赫更生，当时他身为东北大学的体育系主任，与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自然有很多来往。

    寒暄过后，赫更生提出了那个“钱”的问题。

    张将军慨然应允，出口给了1000美元，可是，于希渭不能入关组队，刘长春又不懂英文，一人赴美行动不便，只好再增派东北大学体育系的宋君复以教练身份结伴而行，这样钱不够了。张学良得知，又加了600美元，一共1600美元。

    张将军何以如此慷慨？答案写在东北血淋淋的历史之中。

    1928年6月4日清晨，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吐着黑烟开进了沈阳西北的皇姑屯站。一声巨响，日本人预先埋在南满铁路吊桥的巨量炸药爆炸，炸毁了火车。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奄奄一息，等送回沈阳帅府，已命赴黄泉。正在北平的张学良获悉，大惊失色，立即化妆成士兵，坐着问罐车赶回沈阳奔丧。

    张将军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为了振兴东北，除整编军队，发展经济以外，还鼎力支持教育和体育事业。他视察了东北大学之后，决定从张作霖的部分遗产中拨出150万专款，添建文法两院大楼及体育场、图书馆、教授住宅等，还掏出500万建立汉卿教育基金会，资助教育、体育事业。于是一处宽阔的高尔夫球场、一坪国际网球场相继出现在沈阳北陵。

    1928年9月，日本和法国在大连举行田径对抗赛，邀请张学良出席。张将军特派兄弟学铭前往参观。张学铭归沈后发表感想说：“日人以较劣于吾人之体格竟能战胜法国田径队，殊令吾辈惊异，吾国与日本乃同文同种，视今日日本之能战败法国，可见东亚民族之力非不强，吾国今日亟待奖励体育运动，以冀达到进出世界之途。”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先后举办了东北三省联合运动会、中法模范运动会等。为此张学良拨出25万元巨款，又在北陵修建了一座有水泥看台的运动场。该运动场呈马蹄形，可容纳观众三万人。离开赛还有三天功夫了，场地尚未最后竣工，急得张学良下达紧急命令，调军队昼夜施工，赶在开幕之日的凌晨交付使用。

    另外，张学良还十分爱惜体育人才，特发给短跑名将刘长春每月30元，以资鼓励。东北造就了一批以刘长春为代表的体育人才。

    刘长春出生在大连一个寻常人家，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