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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兮祸兮
    爸妈常说我是家里的福星!因为自我诞生后,困扰姐姐多年的顽症,终于好了。爸爸被称为“田满意:。

    1979年8月27日,在重庆市南岸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诞生了。

    我的父亲田期福是从部队转业到南岸区马铁厂当了一名司机。因为职业的关系,他总是

    习惯了在长途旅行中对着机器喃喃自语,但在家里,他总是沉默寡言。这种性格,在2000年调到《当代党员》杂志社后,依旧没有明显改变。母亲林昌珍以前在重庆市劳保厂车工,由于工作特别积极,一天能完成一天半的任务,总是超额完成任务,经常在厂里的大广播里受到表扬。后来因为工作需要,她调到了收发室收货(清点),又到了凤凰服装商场当营业员。母亲很好强,当年做车工的时候长期用“火眼金精”来检验货物标准,加上回家后舍不得用煤油灯,总是借着月光看书,落下了高达2000多度的近视:她看书,几乎是吃书。

    1974年11月22日,我的姐姐田林降生了。从这个小生命降临的第一天起,父母就下了决心:只要这一个孩子,努力将她拉扯成人。父母作出如此决定,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家庭并不宽裕,多一张嘴就多一分负担,而对孩子的未来投资,是需要本钱的。

    也正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老话,姐姐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先是头疼脑热,扁桃体炎,气管炎引起的发烧、后来发展到肺炎,基本上每次都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每次都把大人折腾得心惊胆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四年。为了这个小生命,父母三天两头跑到重庆儿科医院看病,折腾得精疲力尽,一星期检查一次,一个月住院一次。从民间偏方到知名中医,可惜总是效果甚微。两人泄气了。

    有人就劝他们,还是多要一个孩子好。

    “老田,咱们再要一个小孩吧。这样,林林也不至于太孤单!”当时才29岁的母亲几乎是哽咽着说这话的。坚韧而好强的她,这些年一直盼望着工作和子女能够出人头地,但由于姐姐,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影响。

    “那就再要一个吧!”爸爸想了半天,终于开口,“这样,孩子也不至于太孤单!”

    实际上,让他们如此难以下定决心。主要是当时正值1978年,计划生育刚刚被定为国策没多久。提倡“晚稀少”。独生子女可以得到一个月5块钱的补贴。父母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八块,全年的独生子女补贴足够他俩的半年工资了。如果在这个关头上非要生出第二个小孩,无疑是往枪口上撞,领导可能会因此丢掉头上的乌纱帽,而普通工人将失去晋级、涨工资的良机。

    果然,因为生我,母亲想当小组长的愿望泡汤,因为生第二胎厂里给了指标,但不给产假,休息了些天等于是旷工,没能挣到规定的工分,她特别委屈:没赶上涨工资,少加一级工资,再加上两个月的产假算旷工,600工分。当时一级工资是5块,一年损失60块,再加上独生子女的津贴60元。对于我们这个四口之家、居住面积不到12平米的窘迫家庭而言,这是一笔多么大的损失。

    不过,我也有骄傲的理由,被众人看成是一个奇迹:自从母亲怀孕以来,我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闹腾,而是很老实,没有让妈妈难受。她唯一的反应就想吃东西,可是家里太穷了,吃不到肉,就买许多便宜的烂苹果。而且自从有了我,姐姐的病就少了,而当我呱呱坠地后,姐姐就再也没有病过。现在想来,也许,冥冥之中,有一只命运之手,在牵引着我们姐弟。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在厂里被尊称为“田满意”,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当然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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