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心里很不舒服：当初举双手双脚赞成的人是你，现在举双手双脚反对的人也是你，我又不是你们之间的乒乓球，嫁不嫁该由我决定才对。本来对这门婚事心里是很犹豫的，现在为了争取自主权，反倒意志坚定地非嫁不可了，于是穿着睡衣跷家回到金兰。五月六日的早上在李敖家的客厅里，由《中国时报》主编高信疆和作家孟绝子证婚，我的新娘礼服就是那身睡衣，婚礼过程中还得派人紧盯着门眼，怕老母半路阻挠。至于婚后所发生的事，李敖又运用了他高度选择性的记忆力，只记录我父亲请我们吃了一顿友善的晚餐，却忘了结婚证书在当天下午就被我撕成两半的不友善举动。

    事情是这样的，当我们决定结婚时，李敖答应了我一个条件：结婚的当天下午必须由干爹陪同我们回世界大厦，和老母重新建立良好关系。我不可能有了丈夫从此不与母亲往来，如果要往来，关系还得维持和谐才行，否则我不又成了夹心饼，两面不是人了。婚礼结束后余纪忠先生请我们吃午饭，饭后回到金兰大厦，没想到李敖竟然坐在马桶上要我给他泡一杯茶喝，嘴里还得意扬扬地说：“你现在约已经签了，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快去给我泡茶喝！”我起初以为他是闹着玩的，后来看他脸上的表情非常认真，我想这个人真的是有精神问题，于是到抽屉里把结婚证书拿出来，站在他面前刷的一声就把这“合约”撕成了两半，然后对他说：“你以为凭这张纸就能把我限制住吗？”没多久干爹来访，李敖很不客气地对干爹说他怎么可能去跟一个莫名其妙的老太婆赔不是，干爹气得脸都涨红了，我只能陪着干爹返回世界大厦。过了几天李敖打电话来谈判，他说如果他愿意站在我家门口挨胡老太的骂，骂足一个小时后我愿不愿意和他回金兰，我说：“好，我答应你这个条件。”

    不久李敖果然登门造访，手上还带了一盒礼物，老母门一开一看是李敖，二话不说劈头就骂：“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还好意思上门来？……”老母骂足了一个小时，李敖动也不动地站着，后来时间到了，他看了一下表示意我跟他一起回去，我履行承诺，拿着箱子又跟他回金兰了。

    我在前文说过，我的人生没事则已，一有事就是骨牌效应。本来已经远赴南美智利的萧孟能先生突然在二月多回到了台湾。他人在国外时，李敖、我和李放曾经到他花园新城的家搬了许多古董和家具回金兰。我当时问李敖为什么把东西都搬空了，他说为的是替萧先生处理财物。萧先生在天母有幢房子取名静庐，李敖说为了便于处理，必须把这幢房子暂时过户在我名下，我没有多心，不久他就办了过户手续。这段期间李敖时常和李放通电话，李敖讲电话的态度非常神秘，声音低得连我这么好的听力都听不见他的谈话内容。我好奇地问他到底在搞些什么名堂，他说他在处理萧先生水晶大厦的买卖事宜。萧先生回台湾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李敖，李敖避不见面，但我并不知情。他找不到李敖，只好把我母亲请了出去，向老母告知他花园新城的房子已经被退租，古董和家具全都被搬空了，天母静庐也换到了胡因子的名下，委托李敖处理的水晶大厦更是被法院拍卖了。一向对李敖“言听计从”、“没有任何怨言”（李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用语）的正人君子萧孟能，是《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的创办人，也是李敖多年共患难的战友，他和我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生活白痴，我们都因为懒于处理人生繁琐的事务而成为不怕麻烦之人的掌控对象。

    母亲听完了这些事的始末，立刻打电话到金兰找我，约我回世界大厦和萧先生及他的女友王剑芬见面。六月十日那天，萧先生坐在世界大厦家中的客厅里当面告诉我说，他因为和李敖多年共患难，可以说是完全信任彼此的交情。李敖在处理财务方面比他高明太多，所以他大小金钱之事全部交由李敖总管，李敖要他签什么，他就签什么，连问都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