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巴菲特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强烈抨击大富翁们的奢侈生活。在巴菲特看来，大批财富，包括他自己的，代表的是一堆“有主支票”，最终是要服务于社会的。他把炮火对准了赫斯特，后者把自己的有主支票挥霍在浮夸的圣。西蒙上，因此占用了“大量用于其他社会目的的人力和物力”。

    巴菲特也同样批评把财产留给子孙后代的大富翁。比如说，后期的杜邦公司“对社会的贡献几乎没有，却多次声称捐献了产值的多少”。巴菲特用人人平等的目光说，杜邦“可能认为自己很有眼光，发现穷人们的食物越来越少了”，但他们自己的“食物都多得吃不了”。

    杜邦自然找不出巴菲特一家的毛病。沃伦有个堂弟在开出租，他的一位侄子在爵士乐队演奏等等。他们中有些人拥有伯克希尔的股票，但巴菲特总是公事公办，不会给他们特别照顾，也不透露内部消息。他认为，如果没有经济依赖这种讨厌的因素，他的家庭会更“纯洁”。

    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能过正常的独立生活。这迫使他，至少在他眼中，停止了给孩子们的经济资助。他很担心为可爱的孩子们“提供食物”会毁了他们，于是拒绝给他们丝毫的经济帮助，而这样的帮助即使是中等富裕的父亲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他的态度使许多富翁朋友们迷惑不解， （芒格除外，他基本上赞同巴菲特的作法。）当格雷厄姆集团在讨论给孩子们留“多少数目”才合适时，巴菲特说几十万就够了。拉里。蒂施反对道：“沃伦，你错了。如果他们到12岁时还没被毁了，那就不会被毁了。”当时正为儿子接管《邮报》而伤神的凯。格雷厄姆回忆说：“这正是我们（她和巴菲特）争辩的话题。”

    巴菲特的确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而且他是个慈祥，甚至有点活泼的父亲。他鼓励孩子们模仿心目中的明星，当有谁遇到丧气事时——比方说，工作或婚姻方面——他也很耐心。但一旦涉及钱的问题他就变得强硬，公事公办，好像孩子们只是初级经济伙伴一样。他的方法中有许多明智之处，亿万富翁应该有限度，但巴菲特就像在职业中一样，从无折衷的余地。当苏茜需要 20美元在机场停车时，她必须给父亲带回发票。当巴菲特给孩子们贷款时，他们要订协议，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们就这样上了合法的钩了。

    伯克希尔的许多股东都把大量股票当作礼物送给孩子，但巴菲特不是这样的。他只在圣诞节给孩子们及其配偶每人 1万美元——刚好是免税的限额。

    这些限制给他们个感觉，就像给了他们几百万一样。当孩子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巴菲特给杰里。奥兰斯写过一封信说，他想推迟给孩子们钱，最早到他明白“树上结什么果子”时才给。步入青年的苏茜、豪伊和彼得认为父亲仍把他们当作刚长成的幼苗。原则上他们支持父亲的作法并为此而自豪。

    但他们止不住想，就像豪伊说的，为什么他“高兴不起来”，有时好像还痛恨这种单调的激励措施。

    在巴菲特眼中，孩子们的方式都很活泼、直接了当。 （他们没有谁喝比可乐更烈性的饮料。）他们都像巴菲特那样急切，但花开得很迟。他们的大学都没毕业，婚姻上也都是早婚而不幸。经济上孩子们继承了祖父的那份，

    这是沃伦为他们在伯克希尔投资的。因此他们本来可以一天活都不用干就成为百万富翁的。

    苏茜卖了部分股票（当时价格不到1000美元）买了一辆波尔舍轿车，她在婚姻破裂后搬到了华盛顿，并与凯。格雷厄姆有了联系。后者主动帮他在《新共和》杂志找了一份管理工作。1983年，苏茜再次结婚，丈夫阿兰。格兰柏格是一位公共利益律师，后来成了国会里的助手。沃伦和妻子对格